通往爱智之门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署宇同。河北献县人。有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任教于清华大学、私立中国大学。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他早期欣赏英国分析哲学的方法，后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所著《中国哲学大纲》是靠前部系统的中国哲学范畴史。其著作还有《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方法论发凡》等。
本书是靠前次出版的作者的专享自传。作者一生奉学术为社会公器，从来不把它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他为人极为本分、为学极为执著。他一生清贫，却育人不倦，笔耕不辍，创立了非凡的成就。本书正是国学大师张岱年这样一生的写照，是精神传承的杰作，也是一本生动的学术普及读物。
我出生时，我家卜居北京西城酒醋局胡同，当时家父在京任职，母亲也随同住在北京。因我三岁即随母返乡，对那里没有留下印象，这一地址是一位同族长辈后来告诉我的。
我们张家世居农村，薄有田产，到我祖父渐致丰裕，也许可说是中等地主。祖父有子七人，吾父行六。祖父读书而未应科举，四伯父张润应举中拔萃科，是为张氏应举之始。吾父众清公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肄习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职翰林院编修。
辛亥革命以后，到了民国七年(1918)，吾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后，曾任沙河县知事、枣强县知事，也就是县长。赋闲后在北京居住，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经常过从往来的朋友有尚节之(秉和)先生、陈紫纯(云诰)先生、刘润琴(春霖)先生等。吾父晚年尤喜黄老之学，以为黄老之学高于儒家之学，他对《黄帝内经》与《黄庭经》颇有研究。吾父素好书法，晚年尝镌一枚印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为书崇尚颜体，落笔刚劲凝重，很有气象。他经常为人写条幅，可惜世事变迁，近年已少有留存了。
吾父有一别号，日“六伦”。他认为在“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外，尚有“一伦”，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即没有朋友关系的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因而自号“六伦”。他的这一思想，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但也没有接近超越封建的伦常观念。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五伦”除了“朋友有信”这一伦应当崇扬，其他都应摒弃，尤其是前三伦很为弊病。我感到，父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影响。我在青年时期从事哲学探索时，就比较注意人与人、己与群的关系，特别表彰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及今思之，不能说与吾父的态度毫无关系。
我到3周岁时，也就是民国建立那一年，随母亲回家乡居住。所以，我的幼年就在乡间度过，童年的一些记忆也都与乡间的生活有关。
吾母赵太夫人，回乡后主持家务，自己勤俭，待人则慈和宽厚。吾母生有四子二女。长兄崧年(申府)，大姊张敬，二姊张敏，二兄崇年，我行三，母亲生我时，年已四十。我还有一个四弟。母亲为子女操劳，劬劳实甚。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较为木讷的一个，儿时没有特别顽皮的故事。而我的四弟则伶俐过人，胆大无惧，他六七岁时，独自到一个池塘洗澡嬉水，竟至溺水而亡，没能抢救过来。我自己如今到了耄耋之年，长兄、二兄已在前些年去世，每思及四弟不幸天亡，亦颇为怅然感慨。
我家住北屋四间、南屋三间，南院还有北房三间。西邻是大伯父家，东邻是二伯父家。记得大约是1918年(民国七年)秋天，东邻二伯父家的场院上柴堆失火，我家场院的柴堆与之相距很近，眼看要烧成一片。母亲急忙指挥长工搬移柴火，幸而没有烧着。但是，母亲由于高度紧张，惊慌太甚，第二天遂患半身不遂，此后即卧病在床。请过几次中医来治疗，但都不见效。这其实就是脑溢血，现代医学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使病人接近康复。
母亲养病期间，又发生了四弟天亡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遭此惨变，病情更趋恶化，遂于次年二月十四(1920年4月5日)逝世，享寿仅52岁。吾母病时，全赖二姊服侍，当时我尚年幼，童顽无知，未能帮助服侍，思之甚愧！
我从3岁随母回乡，到ll岁重返北京，过了大约8年的田园生活。乡村的质朴，母亲的勤勉，这些应当说给我一生留下了较深的印痕。我一生从未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声色烟酒自不必说，就连一些无害也无益的闲适之道，也不追求。如今垂垂老矣，我仍然像年轻时一样每天尽可能勤勉地读书写作，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和十年动乱的时候，虽不能从事正常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保持勤奋的做人准则，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我就埋头整理哲学史资料，就是下放去参加农业劳动，我也不以为苦。这些应当归功于母亲的遗传和身教。
大约是在五六岁，我进了村中的学塾，所学也无非是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发蒙”读物。之后，父亲为二兄和我延请了一个先生，他是我们的表兄，姓卢。卢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只要求背诵，并不讲解。但这也有好处，孔孟的思想当然不能被小儿理解，随着人生体验的增加，其义自见。表兄卢先生还教我们读一些新式小学课本，大约也是父亲有所考虑，我们总归是要到新式学校继续升学的。这几年间，我念的书并不多。但记得有一次，我到村中的公塾中听一位杜先生讲《左传》“郑伯段于鄢”一节，很感兴趣，也能大致听懂。不过当时没有接着读《左传》。
母亲病逝时，父亲和长兄申府都不在乡中，他们住在北京，闻讯归来，办理丧事。1920年(民国九年)夏初，丧事已毕，父亲就带着长兄、二姊、二兄和我离开家乡，同到北京居住。从此以后，转瞬间过了近八十年，我始终没有迁居北京以外的城市。
1920年夏初，我11岁，重返北京，吾父当时还在国会众议院议员任上，家住在西城劈柴胡同(今称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50年代后改称南半壁胡同11号了，现在改变成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有好多年没再到那儿去了。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置房产，这个住所是以每月银元30元租赁的一个普通的四合院。这里成了我的新家，一住15年，相比后来不断的搬家，这里算是住得很久的地方了。我在此度过了少年时代和婚前的岁月。
在这所四合院中，我住南屋，父亲为南屋写有一副对联，我至今还记得。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寓有对子女勉励之意。他晚年在住宅大门口贴一副对联云：“大林容豹隐，原野听龙吟。”表现了他洁身自好、隐居于乱世，而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尚志趣。
1920年秋天，由长兄申府安排，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北师附小，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宏庙小学了。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在法国，他不仅继续研究马思主义，还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组织活动，他是当年的人党介绍人。长兄申府几年后才回国，但他此后主要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走上了纯粹的学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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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靠前次出版的作者的专享自传。作者一生奉学术为社会公器，从来不把它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他为人极为本分、为学极为执著。他一生清贫，却育人不倦，笔耕不辍，创立了非凡的成就。本书正是国学大师张岱年这样一生的写照，是精神传承的杰作，也是一本生动的学术普及读物。
我出生时，我家卜居北京西城酒醋局胡同，当时家父在京任职，母亲也随同住在北京。因我三岁即随母返乡，对那里没有留下印象，这一地址是一位同族长辈后来告诉我的。
我们张家世居农村，薄有田产，到我祖父渐致丰裕，也许可说是中等地主。祖父有子七人，吾父行六。祖父读书而未应科举，四伯父张润应举中拔萃科，是为张氏应举之始。吾父众清公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肄习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授职翰林院编修。
辛亥革命以后，到了民国七年(1918)，吾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此后，曾任沙河县知事、枣强县知事，也就是县长。赋闲后在北京居住，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经常过从往来的朋友有尚节之(秉和)先生、陈紫纯(云诰)先生、刘润琴(春霖)先生等。吾父晚年尤喜黄老之学，以为黄老之学高于儒家之学，他对《黄帝内经》与《黄庭经》颇有研究。吾父素好书法，晚年尝镌一枚印章云：“留心翰墨近四十年。”为书崇尚颜体，落笔刚劲凝重，很有气象。他经常为人写条幅，可惜世事变迁，近年已少有留存了。
吾父有一别号，日“六伦”。他认为在“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外，尚有“一伦”，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即没有朋友关系的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因而自号“六伦”。他的这一思想，具有新时代的气息，但也没有接近超越封建的伦常观念。谭嗣同在《仁学》中认为，“五伦”除了“朋友有信”这一伦应当崇扬，其他都应摒弃，尤其是前三伦很为弊病。我感到，父亲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还是给了我一定的影响。我在青年时期从事哲学探索时，就比较注意人与人、己与群的关系，特别表彰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及今思之，不能说与吾父的态度毫无关系。
我到3周岁时，也就是民国建立那一年，随母亲回家乡居住。所以，我的幼年就在乡间度过，童年的一些记忆也都与乡间的生活有关。
吾母赵太夫人，回乡后主持家务，自己勤俭，待人则慈和宽厚。吾母生有四子二女。长兄崧年(申府)，大姊张敬，二姊张敏，二兄崇年，我行三，母亲生我时，年已四十。我还有一个四弟。母亲为子女操劳，劬劳实甚。
在兄弟姐妹中，我是较为木讷的一个，儿时没有特别顽皮的故事。而我的四弟则伶俐过人，胆大无惧，他六七岁时，独自到一个池塘洗澡嬉水，竟至溺水而亡，没能抢救过来。我自己如今到了耄耋之年，长兄、二兄已在前些年去世，每思及四弟不幸天亡，亦颇为怅然感慨。
我家住北屋四间、南屋三间，南院还有北房三间。西邻是大伯父家，东邻是二伯父家。记得大约是1918年(民国七年)秋天，东邻二伯父家的场院上柴堆失火，我家场院的柴堆与之相距很近，眼看要烧成一片。母亲急忙指挥长工搬移柴火，幸而没有烧着。但是，母亲由于高度紧张，惊慌太甚，第二天遂患半身不遂，此后即卧病在床。请过几次中医来治疗，但都不见效。这其实就是脑溢血，现代医学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使病人接近康复。
母亲养病期间，又发生了四弟天亡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遭此惨变，病情更趋恶化，遂于次年二月十四(1920年4月5日)逝世，享寿仅52岁。吾母病时，全赖二姊服侍，当时我尚年幼，童顽无知，未能帮助服侍，思之甚愧！
我从3岁随母回乡，到ll岁重返北京，过了大约8年的田园生活。乡村的质朴，母亲的勤勉，这些应当说给我一生留下了较深的印痕。我一生从未沾染上任何不良嗜好，声色烟酒自不必说，就连一些无害也无益的闲适之道，也不追求。如今垂垂老矣，我仍然像年轻时一样每天尽可能勤勉地读书写作，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是在被打成右派和十年动乱的时候，虽不能从事正常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保持勤奋的做人准则，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我就埋头整理哲学史资料，就是下放去参加农业劳动，我也不以为苦。这些应当归功于母亲的遗传和身教。
大约是在五六岁，我进了村中的学塾，所学也无非是背诵《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发蒙”读物。之后，父亲为二兄和我延请了一个先生，他是我们的表兄，姓卢。卢先生教我们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只要求背诵，并不讲解。但这也有好处，孔孟的思想当然不能被小儿理解，随着人生体验的增加，其义自见。表兄卢先生还教我们读一些新式小学课本，大约也是父亲有所考虑，我们总归是要到新式学校继续升学的。这几年间，我念的书并不多。但记得有一次，我到村中的公塾中听一位杜先生讲《左传》“郑伯段于鄢”一节，很感兴趣，也能大致听懂。不过当时没有接着读《左传》。
母亲病逝时，父亲和长兄申府都不在乡中，他们住在北京，闻讯归来，办理丧事。1920年(民国九年)夏初，丧事已毕，父亲就带着长兄、二姊、二兄和我离开家乡，同到北京居住。从此以后，转瞬间过了近八十年，我始终没有迁居北京以外的城市。
1920年夏初，我11岁，重返北京，吾父当时还在国会众议院议员任上，家住在西城劈柴胡同(今称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50年代后改称南半壁胡同11号了，现在改变成什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有好多年没再到那儿去了。父亲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始终未置房产，这个住所是以每月银元30元租赁的一个普通的四合院。这里成了我的新家，一住15年，相比后来不断的搬家，这里算是住得很久的地方了。我在此度过了少年时代和婚前的岁月。
在这所四合院中，我住南屋，父亲为南屋写有一副对联，我至今还记得。联云：“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寓有对子女勉励之意。他晚年在住宅大门口贴一副对联云：“大林容豹隐，原野听龙吟。”表现了他洁身自好、隐居于乱世，而又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高尚志趣。
1920年秋天，由长兄申府安排，二兄和我到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插班学习，北师附小，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宏庙小学了。当时长兄申府已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久他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在法国，他不仅继续研究马思主义，还参加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组织活动，他是当年的人党介绍人。长兄申府几年后才回国，但他此后主要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走上了纯粹的学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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