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文明特性研究－作者：林存光著学习
本书是笔者完成的2011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文明特性研究”的结项成果，这是一个以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来申请和结项的课题项目。近年来，笔者先后撰写了与课题相关的多篇论文，重点在于突出中华民族“文明以止”的人文理念和精神特性，其中有两篇（一篇与方克立先生合作）是专门探讨和直接论述这一问题的，其他各篇亦与此相关而分别以专题论文形式呈现。但该项课题的研究还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许多问题仍有待作进一步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各篇之间亦难免有文字上的一些重复。尽管如此，笔者不揣鄙陋而将此不成熟的成果拿来面世，只是希望能够引起世人对“文明以止”这一理念的关注和重视，若能实现这一小小的心愿便已足矣，因为诚如方克立先生所说，“在全球性生态危机和文明冲突问题十分严峻的当今世界，深刻理解、阐扬和大力宣传、提倡‘文明以止’的文明展观，对于人类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巾，他的整个思想世界就建筑在传统的根基之上，或者说传统直接构成了他整个思想世界的根基。因此，我们欲尝试深入了解和阐释孔子的思想世界，首先遇到并需要恰当而合理地加以处理的一个最大的文化难题就是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具体而言，孔子是一位好古敏求的学者，他赋予自身一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文化角色与使命，这使他留给后人一种仅仅作为叙述者而一心守护、维系旧传统的保守形象。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保守传统？这一保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意识？他对传统的保守仅仅是一种守旧的行为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的文化诉求？我们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力求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林存光，1966年生，山东济宁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孔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主要从事中国儒学史、儒教中国问题研究、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代表性著作（含独著、合著和主编）主要有：《儒教中国的形成――早期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儒家式政治文明及其现代转向》、《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研究》、《孔子评传》、《与权力对话――儒家政治文化》、《孔子新论》、《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等，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1项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项。
一、孔子：中国文明的守望者
（一）充分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
（二）向往上古三代、推崇周礼的社会理想与治道诉求
（三）面对的时代难题及其问题意识
（四）人文学养的传统根基及其对文化传统的损益转化
（五）整理编修六艺的文化贡献
（六）对“文化中国”自我理念与文明特性的凝练与提升
二、诸子百家：中华文明的精神轴心与自我诠释
（一）中国、礼仪文明及其历史反思
（二）诸子百家之学的“文明”意涵
（三）小结
三、三纲五常：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伦理人文精神
（一）中华文明演进的普世特性与独特道路
（二）中华人文精神的历史演化及其根本特征
（三）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的三纲五常
（四）诠释与批评：一种整体理解的视角
（五）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忠义精神
（六）走向未来：建构一种新的现代中国文明秩序
四、“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华与精神
（一）中华文化的意识特性与思想精华
（二）“文明以止”：中华文化的精神特性
五、再论“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一）什么是文明？
（二）中、西不同的文明史观与文明特性
（三）“文明以止”：中华民族理性的文明发展观
附录．(168)
儒家思想的多重面相
――评方朝晖《为“三纲”正名》
道义和权威完全一致吗？
一敬答方朝晖教授
为“三纲”正名之谬
后记
孔子：中国文明的守望者
一、孔子：中国文明的守望者
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巾，他的整个思想世界就建筑在传统的根基之上，或者说传统直接构成了他整个思想世界的根基。因此，我们欲尝试深入了解和阐释孔子的思想世
界，首先遇到并需要恰当而合理地加以处理的一个最大的文化难题就是人及其传统的问题。具体而言，孔子是一位好古敏求的学者，他赋予自身一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
述而》）的文化角色与使命，这使他留给后人一种仅仅作为叙述者而一心守护、维系旧传统的保守形象。那么，孔子为什么要保守传统？这一保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意识？他对传统的保守仅仅是一种守旧的行为吗？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孔子好古敏求、“述而不作”的文化诉求？我们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力求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
（一）充分自觉的文化担当意识
孔子的好古敏求，意味着孔子对自身作为文化传统的远宗、绍述与传承者角色具备一种充分的自觉意识，体现了孔子本人的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为此，孔子甚至认为自己拥有某种天赋的道德责任货神圣的文化使命，如：
子日：“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论语·述而》）
子畏于匡，日：“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
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显然，在孔子看来，文化传统的延续与丧失、传承与废弃、复兴与衰落，并不完全受个人的努力与作为所影响和左右，而是最终由上天所决定。对于孔子身处其中的历史生活环境或遭遇到的文化困境，我们完全可以从纯粹世俗的、人类事务本身的视角去作出合理的解释，即在人类的整个生活世界与人间秩序中真正在起最终决定作用或发挥其支配影响的，是一
种能够决定具体人事之兴衰的总体客观情势及其必然趋向，它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人们事穷呼天的时候，所谓的“天”或“命”，其真实的含义也许正是指这样一种总体的
客观情势及其必然趋向。在上述引文中，那种能够决定斯文之沦丧或失落与否的“天”未必不是暗指着这样一种含义，然而，在更为根本的超越性的意叉上，孔子所谓的“天”，作为
一种令人敬畏的客观的外在威权，更多地具有一种深刻的宗教性的含义，它明显的是从传统至上神意义上的、具有人格意志的神秘的支配或主宰力量脱胎转化而来，但孔子却将其内化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担当的“天职”意识，我认为这也正是孔子所谓的“知命”、“知天命”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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