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报人时代
王润泽，1971年7月生。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史教研室副主任，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日本电通株式会社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代表作有：《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著者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图史》（著者之一）、《：近期新日本广告实务》（专著），先后在《靠前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现代广告》等核心期刊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要有：《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民初通讯技术的现代化与新闻业的发展》、《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中国近代社会新闻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等。 上海滩的立足，汉口阵地的艰守，重庆时代，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社会。 虽然有特别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
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目前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有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
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靠前部分 1926年前的张季鸾和《大公报》
一、1926年前的张季鸾
伯乐沈卫
1904年初，张季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年仅37岁。在张季鸾看来，“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从1901年到1904年，张季鸾接连身受亲人离丧之苦痛，先是1901年父亲病逝，1902年三妹天亡，1903年9月，自己很敬佩的恩师刘古愚也病逝兰州，而转年的春天，年仅37岁的母亲亦离开了自己。那时张季鸾年仅17岁。这“终天大恨”和“无可如何的悲哀”并没有使张季鸾消沉，反而激发他发奋学习，刻苦求知。生活的悲痛和恩人的帮助，如同烈火和冰雪同时淬炼着张季鸾的心性，他没有倒下、颓废、堕落，反而更纯洁、高尚和坚强。他回榆林料理丧事后，强忍悲痛之情，继续刻苦求学。
人的性格有很大天生成分，但在后天教育、环境等影响下，可以使相似的人很后走上不同的道路，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同样受业于刘古愚，同样幼年贫寒的于右任，在逆世中发讥讽，歌颂自由与革命，在1904年5月写下“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以及“革命方能不自囚”等激烈词句，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革命党，通缉拿办。于右任易名亡命上海。张、于两人有着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生，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在这个大目标下，他们很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成为生死之交。
此后张季鸾赴省会西安应试，再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沈卫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叔父，时任陕西提学使，负责考拔秀才，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作他的助手。后来沈钧儒回忆张季鸾会试时的情形：在截止报考的号角已经吹响，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跑来一个瘦弱的童生，手提考篮，陈诉赶路的艰苦，要求破例准其入闱。沈卫叫他进来，问他平日里所学有何擅长，他说，对北方的山川形势，曾加研究。于是沈便叫他将长城各口的险要写出个大概来。他不假思索，很快就写出来了。因为个子比较矮小，坐在较高的条凳上，两脚还着不了地，沈卫看过答案后很满意，特准他参加考试。后来阅卷，果然成绩不错。
……
代表作有：《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著者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图史》（著者之一）、《：近期新日本广告实务》（专著），先后在《靠前新闻界》、《中国记者》、《新闻与写作》、《现代广告》等核心期刊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要有：《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民初通讯技术的现代化与新闻业的发展》、《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中国近代社会新闻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等。 上海滩的立足，汉口阵地的艰守，重庆时代，张季鸾，《大公报》与民国社会。 虽然有特别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
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
当时在北京，《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
天津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庇护，因此在历目前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有名的《国闻报》、1902年的《大公报》、1915年的《益世报》都是
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英敛之是满族人，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靠前部分 1926年前的张季鸾和《大公报》
一、1926年前的张季鸾
伯乐沈卫
1904年初，张季鸾的母亲也离开人世，年仅37岁。在张季鸾看来，“这尤是我终天大恨，三十年来，时时想起，不由得感到无可如何的悲哀”！从1901年到1904年，张季鸾接连身受亲人离丧之苦痛，先是1901年父亲病逝，1902年三妹天亡，1903年9月，自己很敬佩的恩师刘古愚也病逝兰州，而转年的春天，年仅37岁的母亲亦离开了自己。那时张季鸾年仅17岁。这“终天大恨”和“无可如何的悲哀”并没有使张季鸾消沉，反而激发他发奋学习，刻苦求知。生活的悲痛和恩人的帮助，如同烈火和冰雪同时淬炼着张季鸾的心性，他没有倒下、颓废、堕落，反而更纯洁、高尚和坚强。他回榆林料理丧事后，强忍悲痛之情，继续刻苦求学。
人的性格有很大天生成分，但在后天教育、环境等影响下，可以使相似的人很后走上不同的道路，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同样受业于刘古愚，同样幼年贫寒的于右任，在逆世中发讥讽，歌颂自由与革命，在1904年5月写下“爱自由如发妻，换太平以颈血”，以及“革命方能不自囚”等激烈词句，被当地政府认定为革命党，通缉拿办。于右任易名亡命上海。张、于两人有着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生，但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在这个大目标下，他们很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成为生死之交。
此后张季鸾赴省会西安应试，再受学台（教育厅长）沈卫器重。沈卫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民主人士沈钧儒的叔父，时任陕西提学使，负责考拔秀才，已经中了进士的沈钧儒作他的助手。后来沈钧儒回忆张季鸾会试时的情形：在截止报考的号角已经吹响，考棚的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跑来一个瘦弱的童生，手提考篮，陈诉赶路的艰苦，要求破例准其入闱。沈卫叫他进来，问他平日里所学有何擅长，他说，对北方的山川形势，曾加研究。于是沈便叫他将长城各口的险要写出个大概来。他不假思索，很快就写出来了。因为个子比较矮小，坐在较高的条凳上，两脚还着不了地，沈卫看过答案后很满意，特准他参加考试。后来阅卷，果然成绩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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