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柳色独秀
吴蔚，祖籍湖北，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孜孜不倦沉浸于故纸堆，于历史中探寻真相已出版《鱼幺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斧声烛影》《楼兰》《大汉公主》《和氏璧》《包青天》《明宫奇案》《宋慈洗冤求》等书。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柳如是是明末清初的传奇女子。容貌美艳，气质出众，幼年即坠入风尘。经历坎坷。她生前有“绝代诗人。绝代佳人”的美名。倾倒众生。却很终带着“地老天荒未了情”的遗憾含恨自杀而死。其灿如烟火之传奇人生始自十五岁松江之行，拜与玉杯“一捧雪”息息相连。稀世珍宝“一捧雪”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才引得朝廷密探、地方豪强、江湖大盗、归隐权贵竞相追逐？传世名著《金瓶梅》作者究竟是何方高人？绝代佳人柳如是很终又情归何处？ 机会很快就来了。吴江故相周道登之母周老夫人欲买一名心腹婢女，托人四下寻访，归家院鸨母徐佛也收到了消息。她知道养女柳如是心气很高，不愿意为妓女，便主动将她推荐给了周老夫人。
周氏是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为吴江巨富，周道登更是任过本朝宰相，官居首辅大学士，可谓赫赫名门。对于柳如是而言，这自然是个绝好的机遇。
说起这位周大学士，逸闻趣事颇多。他年轻时“少有器识，仪观甚伟”，是吴江有名的少年才俊。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供职。明代制度，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为编修，以下为检讨。又将二甲、三甲中很好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见习翰林”。按照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因而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一件很好荣耀的事情。周道登入翰林院后，吴江便盛传他有宰相面相，将来必定登堂入阁，光耀门楣，后来果然如此。只是他当上内阁首辅的过程，充满了意外。
天启年间，周道登出任礼部左侍郎。因他名列东林党人，阉党指使朝中对其不满者不断攻讦他的短处。周道登也不等皇帝下命，自己主动辞职还乡。然而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群臣廷选礼部尚书时，一致推举由闲置在家的周道登出任，可谓众望所归。当时朝政大权接近由大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周道登却不肯阿附，被魏忠贤怒削其籍。如此，他非但没有当成礼部尚书，还在这场风波中沦落为一介平民。好在周家家境富裕，周道登本人对权势并不十分热衷，他也没有太当回事，乐得继续留在家乡坐拥美妾，风流快活。
崇祯皇帝即位后不久，即将魏忠贤罢黜赐死。彼时内阁中，黄立极、施风来、张瑞图、李国普四名大学士都是魏党党羽，不足倚靠。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崇祯命令大臣推荐十个能力人品出类拔萃的宰相候选人，周道登也位列其中。
很为离谱的是，崇祯皇帝不是根据才学来评估这十名候选人，而是效仿“古枚卜典”，将十人的名字写成字条放入金瓶中，焚香肃拜后，用抓阉的方式来决定宰相人选。结果依次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
有大臣见崇祯并不满意，猜想皇帝心仪的人尚未中选，便主动上前，以天下多故为由，奏请增益一二人。崇祯果然应允。于是继续抓阄，得周道登、刘鸿训二人。崇祯这才长舒一口气，露出了笑容。
周道登、刘鸿训均无突出政治才干，之所以为群臣推选，是因为二人都曾忤逆魏忠贤，被阉党削籍为民，由此反而在朝野落得美名。当时有人推测，崇祯心中很瞩目的宰相人选其实是周道登，这一点很快被验证。天上的馅饼就这么幸运地掉在了周道登头上，较之费尽心机却不得入阁的东林党钱谦益而言，他可称得上是运旺时盛了。据说圣旨到达吴江时，周道登本人目瞪口呆，显然毫无心理准备。他随即应召赴京，靠前次晋见崇祯皇帝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日守祖制，二日秉虚公，三日责实效。外加一条，更改票拟制度。前面三条都是空话虚话套话，但很后一条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大举措――
明代制度，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审议，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再送交皇帝御批。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示，叫作“批红”。有的皇帝疏怠政事，便由司礼监太监代笔。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和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套票签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弊端也显而易见，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司礼监太监高踞在顶点。当某位皇帝懒于处理朝政时，宦官便有机会滥用权力、胡作非为，如正德一朝的刘瑾，天启一朝的魏忠贤，都是典型的例子。
周道登请改票拟制度，其实是吸取明熹宗时魏忠贤权倾朝野的教训，要求司礼监权力。又奏道：“履霜坚冰，渐不可长。如果还是那套制度的话，只怕去了一魏忠贤，又会来一魏忠贤。”
虽然天下人都知道票拟弊端不小，但这套制度始于明宣宗之手，算是祖宗流传下来的制度，从无人敢在皇帝面前非议其不合理性。周道登靠前次朝见崇祯皇帝，便婉言指出司礼监权力过重，令一旁诸多宦官为之侧目。
P23-24
周氏是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后裔，为吴江巨富，周道登更是任过本朝宰相，官居首辅大学士，可谓赫赫名门。对于柳如是而言，这自然是个绝好的机遇。
说起这位周大学士，逸闻趣事颇多。他年轻时“少有器识，仪观甚伟”，是吴江有名的少年才俊。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供职。明代制度，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为编修，以下为检讨。又将二甲、三甲中很好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见习翰林”。按照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因而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一件很好荣耀的事情。周道登入翰林院后，吴江便盛传他有宰相面相，将来必定登堂入阁，光耀门楣，后来果然如此。只是他当上内阁首辅的过程，充满了意外。
天启年间，周道登出任礼部左侍郎。因他名列东林党人，阉党指使朝中对其不满者不断攻讦他的短处。周道登也不等皇帝下命，自己主动辞职还乡。然而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群臣廷选礼部尚书时，一致推举由闲置在家的周道登出任，可谓众望所归。当时朝政大权接近由大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持，周道登却不肯阿附，被魏忠贤怒削其籍。如此，他非但没有当成礼部尚书，还在这场风波中沦落为一介平民。好在周家家境富裕，周道登本人对权势并不十分热衷，他也没有太当回事，乐得继续留在家乡坐拥美妾，风流快活。
崇祯皇帝即位后不久，即将魏忠贤罢黜赐死。彼时内阁中，黄立极、施风来、张瑞图、李国普四名大学士都是魏党党羽，不足倚靠。为了培养自己的亲信，崇祯命令大臣推荐十个能力人品出类拔萃的宰相候选人，周道登也位列其中。
很为离谱的是，崇祯皇帝不是根据才学来评估这十名候选人，而是效仿“古枚卜典”，将十人的名字写成字条放入金瓶中，焚香肃拜后，用抓阉的方式来决定宰相人选。结果依次得钱龙锡、李标、来宗道、杨景辰四人。
有大臣见崇祯并不满意，猜想皇帝心仪的人尚未中选，便主动上前，以天下多故为由，奏请增益一二人。崇祯果然应允。于是继续抓阄，得周道登、刘鸿训二人。崇祯这才长舒一口气，露出了笑容。
周道登、刘鸿训均无突出政治才干，之所以为群臣推选，是因为二人都曾忤逆魏忠贤，被阉党削籍为民，由此反而在朝野落得美名。当时有人推测，崇祯心中很瞩目的宰相人选其实是周道登，这一点很快被验证。天上的馅饼就这么幸运地掉在了周道登头上，较之费尽心机却不得入阁的东林党钱谦益而言，他可称得上是运旺时盛了。据说圣旨到达吴江时，周道登本人目瞪口呆，显然毫无心理准备。他随即应召赴京，靠前次晋见崇祯皇帝时，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日守祖制，二日秉虚公，三日责实效。外加一条，更改票拟制度。前面三条都是空话虚话套话，但很后一条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大举措――
明代制度，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大学士审议，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称为“票拟”，再送交皇帝御批。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示，叫作“批红”。有的皇帝疏怠政事，便由司礼监太监代笔。由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和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这套票签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弊端也显而易见，间接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在整个权力体系中，司礼监太监高踞在顶点。当某位皇帝懒于处理朝政时，宦官便有机会滥用权力、胡作非为，如正德一朝的刘瑾，天启一朝的魏忠贤，都是典型的例子。
周道登请改票拟制度，其实是吸取明熹宗时魏忠贤权倾朝野的教训，要求司礼监权力。又奏道：“履霜坚冰，渐不可长。如果还是那套制度的话，只怕去了一魏忠贤，又会来一魏忠贤。”
虽然天下人都知道票拟弊端不小，但这套制度始于明宣宗之手，算是祖宗流传下来的制度，从无人敢在皇帝面前非议其不合理性。周道登靠前次朝见崇祯皇帝，便婉言指出司礼监权力过重，令一旁诸多宦官为之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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