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重量
董克俊，1937年生，重庆人。国家一级美术师，获国务院津贴；曾任第四、五届中国美协理事，贵州美协副，贵州文联副，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版画评委。现任贵州民族学院客座教授，贵州政协画院名誉院长。擅长版画，兼作中国画、油画。作品有《春返苗山》《雪峰寓言木刻插图》《山气》等，曾获全国版画展创作奖，鲁迅版画、贵州省文艺创作一等奖，贵州省版画大展特别奖等多种奖项；参加过多次大型展览。出版物有《雪峰寓言木刻插图集》《董克俊版画集》《董克俊版画新作选集》等。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他是重庆嘉陵江边上多病的少年人，在纷乱的年代他自学美术、文学，以木刻开始艺术创作。他希望为生命本身而活着，这样才会产生生命的真正意义。
当红色风暴来临，他去当过工人，而他注定是为画而生。
不迎合、不跟随、不附和，如此这般，正儿八经地面对世界，迎向未知的命运。
这本《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是董俊的人生回望，关于劳动、爱情、艺术，以及命运。有些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富有意味和感人。 重庆嘉陵江边的那些岁月
是老了的缘故，这段时间总是想起我的故乡，重庆。在李子坝的老屋，以及江边的沙滩和江中分水的石头堤坝，还有那很好多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其中不乏很好美丽的奇石。人民路建国村的那幢租住的小洋房和通向曾家岩去上学的小径。
我曾几次到重庆去寻觅记忆中的故地，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时过境迁，但仍可见其与记忆呼应的痕迹。现在高楼林立，面目全非，但人的思念却顽强地串连着被碾压成碎片的过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我出生了。我出生时情况很糟糕，几乎出不了医院，但总算活了下来，健康情况却很差，生病不断。我母亲是一个上学堂的高中毕业生，大家闺秀，不会带孩子。我从小是由奶妈带大。三四岁以前的事，我是接近无记忆的。据我母亲回忆，我启蒙得较早，大概四岁就到幼儿园，五岁多就上小学读书。这些事，我只有大概的一些印象，读什么，怎么读，一点也记不清，只朦胧地记得，好像是几个同学围坐在一个方桌四周，一间教室里有好几个方桌。据说我连这样的读书也是经常停学，原因是生病。
我家在李子坝好像是13号吧，后面是叫复兴关的一座山，垂直高度也就是两三百米，前面是公路，这一带的房子都是在公路边砌起的十来米高的石墙上形成的平地上修建的。我家房子后面也是石砌上去的坝子，上面也有一排沿路边比较简单的住房，房后又是一条马路，大家叫它二层马路。
我家是外公的一栋三层楼洋房，旁边还有一栋小一些的两层楼房。靠公路一边是花园，有些大梧桐树。花园边的石坎子和城墙一样，可望着下边马路上的车来车往。马路对面有一两栋大一点的房子，其他有一些沿路边散落的小店。顺着石级再往下就可下到嘉陵江边去了。从马路到江边是一个斜坡，坡很陡，全是零乱修建的重庆特有的捆绑竹房子，住的大都是穷苦人家。重庆是个山城，李子坝就是立在嘉陵江边的复兴关这座山的半山坡上。这座山往前延伸就到上清寺，两路口进城中心，在上清寺从牛角坨码头可至江北。往后延伸就到化龙桥和大学集中的沙坪坝、磁器口，这是小说《红岩》发生的地方。
从我家前面的马路朝化龙桥方向，不远大约三四百米，有一个斜开的岔路口，转回到我家后面的二层马路。在岔路口处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公报馆”，抗战时期由上海迁入。李子坝小学就在紧邻的旁边。小学很好简单，房子紧靠着后面的陡坡而建。房后的墙壁和坡连在一起，没有窗户，采光是靠前面的窗子。三层土木结构。木地板到处开缝，踩着咯吱响。前面紧靠公路是一个两个球场大的操场，土石铺开，正中有一座不大的石台子和很高的旗杆，每天早上学生在这里集合，有时校长讲话然后唱国歌升旗，全体背诵着遗嘱，解散后进教室上课。 这座校舍的结构很特殊，三层房一字排开，进口在正中旗杆后。由左右两边八字沿梯上行，到两米高处是一个三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门洞，顺
着向上的石梯，可进入一层、二层、三层的左右两边的教室。这个可谓紧凑型的学校，五年级以前我都在那里度过。
这个学校虽极其简陋，然而这里任教的老师可以说都是各地大学毕业生，而且很好敬业。在学校旁边山坡上是一个教会医院，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作体检，很认真。男学生全部在一间房里脱光了裤子，由女护士一个一个地用镊子敲打小鸡鸡，看有没有反应。其中有两个较大年龄的同学，小鸡鸡一下子直起来，在同学们的眼光下，下意识地用双手遮住那个地方，并蹲下去，脸涨得通红，也弄得我们很好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女同学也一样地检查全身。西方人的科学态度在国人的文化习惯中显得很好异类，但也被接受了。当时同学们感到很新奇，但并未有人反对和抵制这种异类的方式。我经常因生病休学几个月，后又接着原班级再读。我读书并不用功，活泼好动，但不捣蛋，成绩总是很好。在李子坝小学时的同学和老师我大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一个例外。当时学校来了一个新面孔，那是一个小女孩，瘦瘦的，长发辫，长得很好看。不知怎么的，我总想看见她。放学的时候，我在后面，又超到她前面看看她，然后才回家。后来才知道这个每天一人独自上学的女孩竟是当时大官杨森的女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休学在家，但我总是在马路边我家高坎石围栏上等着，看她路过上学或放学回家。后来她转学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但我对她的印象却一直留在脑海里。那时我也就十来岁。
P4-6
当红色风暴来临，他去当过工人，而他注定是为画而生。
不迎合、不跟随、不附和，如此这般，正儿八经地面对世界，迎向未知的命运。
这本《命运的重量(一个艺术家大半个世纪的人生自传)》是董俊的人生回望，关于劳动、爱情、艺术，以及命运。有些往事，看似微不足道，却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富有意味和感人。 重庆嘉陵江边的那些岁月
是老了的缘故，这段时间总是想起我的故乡，重庆。在李子坝的老屋，以及江边的沙滩和江中分水的石头堤坝，还有那很好多的大大小小的鹅卵石，其中不乏很好美丽的奇石。人民路建国村的那幢租住的小洋房和通向曾家岩去上学的小径。
我曾几次到重庆去寻觅记忆中的故地，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时过境迁，但仍可见其与记忆呼应的痕迹。现在高楼林立，面目全非，但人的思念却顽强地串连着被碾压成碎片的过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一年我出生了。我出生时情况很糟糕，几乎出不了医院，但总算活了下来，健康情况却很差，生病不断。我母亲是一个上学堂的高中毕业生，大家闺秀，不会带孩子。我从小是由奶妈带大。三四岁以前的事，我是接近无记忆的。据我母亲回忆，我启蒙得较早，大概四岁就到幼儿园，五岁多就上小学读书。这些事，我只有大概的一些印象，读什么，怎么读，一点也记不清，只朦胧地记得，好像是几个同学围坐在一个方桌四周，一间教室里有好几个方桌。据说我连这样的读书也是经常停学，原因是生病。
我家在李子坝好像是13号吧，后面是叫复兴关的一座山，垂直高度也就是两三百米，前面是公路，这一带的房子都是在公路边砌起的十来米高的石墙上形成的平地上修建的。我家房子后面也是石砌上去的坝子，上面也有一排沿路边比较简单的住房，房后又是一条马路，大家叫它二层马路。
我家是外公的一栋三层楼洋房，旁边还有一栋小一些的两层楼房。靠公路一边是花园，有些大梧桐树。花园边的石坎子和城墙一样，可望着下边马路上的车来车往。马路对面有一两栋大一点的房子，其他有一些沿路边散落的小店。顺着石级再往下就可下到嘉陵江边去了。从马路到江边是一个斜坡，坡很陡，全是零乱修建的重庆特有的捆绑竹房子，住的大都是穷苦人家。重庆是个山城，李子坝就是立在嘉陵江边的复兴关这座山的半山坡上。这座山往前延伸就到上清寺，两路口进城中心，在上清寺从牛角坨码头可至江北。往后延伸就到化龙桥和大学集中的沙坪坝、磁器口，这是小说《红岩》发生的地方。
从我家前面的马路朝化龙桥方向，不远大约三四百米，有一个斜开的岔路口，转回到我家后面的二层马路。在岔路口处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公报馆”，抗战时期由上海迁入。李子坝小学就在紧邻的旁边。小学很好简单，房子紧靠着后面的陡坡而建。房后的墙壁和坡连在一起，没有窗户，采光是靠前面的窗子。三层土木结构。木地板到处开缝，踩着咯吱响。前面紧靠公路是一个两个球场大的操场，土石铺开，正中有一座不大的石台子和很高的旗杆，每天早上学生在这里集合，有时校长讲话然后唱国歌升旗，全体背诵着遗嘱，解散后进教室上课。 这座校舍的结构很特殊，三层房一字排开，进口在正中旗杆后。由左右两边八字沿梯上行，到两米高处是一个三米多高，两米多宽的门洞，顺
着向上的石梯，可进入一层、二层、三层的左右两边的教室。这个可谓紧凑型的学校，五年级以前我都在那里度过。
这个学校虽极其简陋，然而这里任教的老师可以说都是各地大学毕业生，而且很好敬业。在学校旁边山坡上是一个教会医院，有一次给全校学生作体检，很认真。男学生全部在一间房里脱光了裤子，由女护士一个一个地用镊子敲打小鸡鸡，看有没有反应。其中有两个较大年龄的同学，小鸡鸡一下子直起来，在同学们的眼光下，下意识地用双手遮住那个地方，并蹲下去，脸涨得通红，也弄得我们很好不好意思。后来才知道女同学也一样地检查全身。西方人的科学态度在国人的文化习惯中显得很好异类，但也被接受了。当时同学们感到很新奇，但并未有人反对和抵制这种异类的方式。我经常因生病休学几个月，后又接着原班级再读。我读书并不用功，活泼好动，但不捣蛋，成绩总是很好。在李子坝小学时的同学和老师我大多都记不起来了，但有一个例外。当时学校来了一个新面孔，那是一个小女孩，瘦瘦的，长发辫，长得很好看。不知怎么的，我总想看见她。放学的时候，我在后面，又超到她前面看看她，然后才回家。后来才知道这个每天一人独自上学的女孩竟是当时大官杨森的女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休学在家，但我总是在马路边我家高坎石围栏上等着，看她路过上学或放学回家。后来她转学走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但我对她的印象却一直留在脑海里。那时我也就十来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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