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自述
[美] 保罗·A.萨缪尔森 | Paul A. Samuelson (1915-2009) 现代经济学之父，奠定经济学数理基础的枢纽人物，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人。生前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20世纪学院经济学家人。”——《纽约时报》 ▌“很后的通才”萨翁自传 ▌ 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内心独白，了解经济学历史的不错窗口 萨缪尔森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把经济学变成了一套规范的演绎体系，使现代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本《萨缪尔森自述》收录的文章，均出自萨缪尔森晚年，有回忆录、演讲稿、访谈、书信多种体裁，是了解大师思想的不错窗口。萨缪尔森在书中讲述了他如何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又如何谦逊地展示他的博学、犀利、通达、睥睨。有对师友的深情回忆，亦有对论敌的风趣讥嘲，这本书是萨翁的内心独白，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透过萨缪尔森的巨人之眼，我们可以窥见他对经济学科的思考、他与知名学者的交往，以及动荡年代经济学界的倾向和氛围。 伦理观 许多经济学家——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莱昂·瓦尔拉斯(L60n Walras)——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为了有益世人，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成为经济学家则相当偶然，主因是经济分析那么有趣，那么容易。的确很容易，以至于我一开始就认为，在经济分析中必定有更多事情可做。要不然为什么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同学们，会被供需关系问题搞得焦头烂额?(羊毛需求的增加，何以有助于降低猪肉、牛肉价格?) 对真实世界的实证分析，制约着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每个行动，但对结果的伦理关注，从未远离我的意识。我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偏袒弱势者，(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痛恨不公平。 我对这项道德观毫无贡献。我父母是“自由主义者”(1ib—erals，指美国人对该词所理解的意思，而非欧洲“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解)，我受到这种世界观的影响。这是个容易坚持的信仰。当我的收入终于提高到中上时，我并没感到内疚，也没有冲动要把多余的大衣，送给只有衬衫的陌生人：我父母也许会认为我会傻乎乎地那么做，还会因为未这样做而神经质地夜不能寐。自由主义者的确认为自己有某种公正分配的义务。但远比私人慈善更重要的是，每逢涉及公共政策时，要评估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对意见。正如我芝加哥大学老师和朋友亨利·西蒙斯(}lenry Simons)常说的：“任何良善的事业，都值得为之付出代价。一切都必须推到报酬递减的分界点之后。(要不然，为什么不继续往下推呢?)” 不愿服役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投票，通过公平的兵役法，规定他们与任何人有相同的正概率被征召。再分配的课税问题出现时，我常会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投下反对票。我赞同堵塞税收漏洞，但无法阻止别人利用漏洞寻求利益。但朝此方向过度努力，不仅会显得没有美感，还会导致某种不适与自责。 我认识的经济学家，毫无例外地都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包括那些踮着脚走斯大林路线的共产主义者，和赞同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狂热者。然而，论及政策建议和判断时，大家都十分清楚互相在期待什么。当然不是全体的见解都一致。假如政治经济学是准确严格的硬科学，应该会出现更多的一致意见。如果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系列价值判断和偏见，那么向经济学家征求议案优劣的意见，除了再次证实经济学家张三是个假装同情的自由主义者，经济学家李四是个自私自利的精英分子，对决策者或国会毫无用处。 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介于两者之间。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意见确实大多一致。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意见不同时，我们很快就以非经济学家无法察觉的方式，找到不一致的根源和脉络。我俩在政策建议上的差异，并非是我俩归纳和演绎信念的离差的无偏估计量。我对失业和商业自由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取决于我的社会福利函数[或者用沃德(Ward)派的统计学家的术语来说，我的“损失函数”]，我可以全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政策结论，但却可以在经验观察和概率推断的诊断上，双方意见一致。这也是人类科学家的不完善性。研究我们这些学术小白鼠的人类学家，会记录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们的良心确实经常扭曲我们的心智和眼睛。空想改良家对不景气发出警告时，保守主义者也会用相同的数据，来预测高通胀的危险。[意识到这种无意识的偏误(在随后的讨论将会详细说明)，我向自我批评和折中主义做了特别的努力。如果我取得了成功，必有记录可证明。] 有位多年来潜心研究帕累托很优的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写信给我，说我如果知道了他有多么开明，我会感到惊讶。我确实会的。反思他所写的话语，我惊讶他怎么知道自己还有一颗心?因为他已那么久没用它了。不加以练习，器官就会退化。“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这是自然法则。 随年龄硬化的不仅是动脉。据说经济学家资格越老，就越加保守。他们经常不承认这一点。 就我自己而言，我没有感到自己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自25岁以来发生过系统性的改变。很近十年，主流经济学向右稍微移动了一点，但我未受引诱随波逐流。随着年岁和经验积累而改变的，是一个人对可行之事的乐观程度，和对善念的信心。对生产资料的政府公有和计划经济的有效性，我的怀疑有增无减。这不是出于僵化的同情或仁慈，而是对真实世界的大量经验的回应。 我意识到有个场合，让我对市场机制的尊重发生了量子跃迁。这次改变与市场体系的表现毫无关系。它与哈耶克对经济信息的产生和利用所提出的新论无关，也与亚当·斯密、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或弗兰克·奈特关于市场效率和市场自由度提出的那些旧论无关。我的观点改变，源自20世纪50年代我对政治迫害事件的观察。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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