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的博客：邵雍其人
邵雍是宋代的儒学大家之一，同时也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严格说来，他应该是宋代时期，努力探索未知世界的学者。
据宋代陈绎写的《邵古墓铭》和元代托克托编的宋史中《邵雍传》记载，邵雍先祖为姬姓，西周文王后代，邵雍字尧夫，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其先祖为避戎难迁上古，移中山，最后定居衡漳（今河南林县），父邵古生于衡漳。邵古精通义理和音律，因仰慕晋代隐士孙登（东吴孙权之后，轻权势、好读《易经》、精通音律，隐居苏门山），而举家迁至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于苏门山下。此时，邵古家道中落，以经营果园和给人算命维持生计。
邵雍少时家贫，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据考证，邵雍早年曾应过礼部贡举，证据就是他的《代书答朝中旧友》一诗所说的：“少日治文章，亦曾观国光”，“观国光”指应廷试 。邵雍虽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都不第而归。在失去从政的机会之后，走上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精读诗书、研究学术、另辟溪境、著书立说，终生隐居不仕。邵雍说应试不第是因为“贫”和“病”，其实不会如此简单，在邵雍不第归家之后，曾写有《共城十吟》。在此组诗中，有“自惭功济力，未得遂生民”、“未是改狂极，其如困顿何”等句。在他晚年写的《还鞠十二著作见示共城诗卷》中有“功名时事人休问，只有两行清泪揩”。这些诗句均表现他不第之后的迷惘、求功名而不得的伤感。至于个中原因已无从考证，笔者也不能乱说。不过邵雍还是很看重功名的，在他的自述诗中有“得志当为天下事，退居聊作水云身”，在他《答友人劝酒吟》中也有“人人谁不愿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大得却须防大失，多忧元只为多求”等句。总之，邵雍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科举之路不通之后，就开始效法圣人，观物得理，潜心研究《易经》、《诗经》和《春秋》，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正如他在诗中所说：“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易经》本是我国古代一部天文学和历法学著作，《易经》中提出的天动地静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比托勒玫的“地心说”著作《数学论集》和古希腊学者德莫克里特提出的《物质基元说》，早了近一千多年。《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科学著作，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结晶。屡试不第之后，专心做学问的邵雍，研究《易经》，治学态度是十分认真和刻苦的，这一点邵雍传中有记载：“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艰苦刻历，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在其《答友人》一诗中，也有“遍数古来贤所得，历观天下事须真”句。邵雍的学习范围不限于儒术，其《闲行吟（之一）》诗中说：“长忆当年扫弊庐，未尝三径草荒芜。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表达了他当年怀抱经济天下的雄心，涉猎百家著作，而不以田园山林之趣为务。《代书寄友人》一诗中又说：“当年有志高天下，尝读前书笑谢安”。这充分表达了邵雍潜心读书、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和雄心。
可以说邵雍之于“易学”，一方面来自家传，其父邵古精通义理和音律；另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其性朴率直信，不肆不窘，倜傥不群，也不迷恋仕途。李之才“能为古文章”，是宋代道学大师陈抟的俗家弟子，学术上得到陈传的真传。精通《易经》、《河图》和《洛书》。邵雍曾拜其为师，授“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在其父和李之才的悉心教育下，邵雍探赜索隐，妙语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造诣颇深。与此同时，邵雍并不一味闭门读书，结合实际，经常外出考察，曾遍游河、汾，淮、汉；同时还深入考察了齐、鲁、宋、郑之古代遗迹。至此，邵雍学有所成，成为小有名气的儒学专家。为进一步深造，举家迁至宋代名城洛阳，洛阳也是宋代著名儒富弼、司马光、程颢、程颐的故乡。
邵雍不仅是一个大学问家，其为人的品德也十分高尚，这一点在宋史《邵雍传》中已有详细的记载。司马光兄司马端明和邵雍交厚，当时两个人的纯德广为乡里所倾慕，当地居民父子昆弟互相告戒：“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当时，有官宦、学者名流到洛阳，不去官府，而先去拜访邵雍。邵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谈话，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律待之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在那个时候，洛阳一带人才特盛，并以忠厚之风为天下人称道。
邵雍崇经术而抑政事，大力提高名教事业的地位，其实质是要把他的哲学、理学思想体系建立成一种能影响统治者的知识型构。在其诗《首尾吟（之一）》中说：“经纶亦可为余事，性命方能尽所为。”他把经纶事业看作他的毕生事业，视治学修身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和终极目的。虽然受时代的局限，邵雍有“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认为自己不能富贵是命中注定的。在《和登封裴寺丞翰见寄》诗中说：“既知富贵须由命，难把升沉更问天。”在《和人放怀》一诗中说：“为人虽未有前知，富贵功名岂力为？”在邵雍晚年，他的宿命论思想有所改变，曾在《天人吟》一诗中写到：“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恒文尚可寻。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在治学方面，他主张“以眼观物，以物得理”，强调“物之变化”，具有唯物辨证思想。
至于后来人们将邵雍神化，说其能前知和预测后事，甚至将他的著作列为现代迷信风行的理论基础，那都是其子邵百温及蜀人牛无邪、杜大可、廖应淮、张行成所为（参见《皇极经世索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辩》等书）。实际上就连邵雍本人也不承认自己真的神乎其神，其一是在别人恭维他能前知时，他自己却说“雍盖未必然也”。在其弥留期间，他对朋友说：“世俗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这里所说的世俗之命，应是民间流传的迷信，而天命则是指由他所创建的“宇宙论”和“天人合一说”。邵雍不流俗，不迷信，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那就是他在给父亲择墓地时“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并在《闲行吟》一诗中说：“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乘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劳老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由此可见邵雍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联想到今天仍有人在拉邵雍这面大旗，去搞预测和寻找所谓《易经》天机和潜藏的信息，岂不可怜、可笑。
诚然，受时代限制，对一时还无法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邵雍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他信天命，认为存在鬼神。但这毕竟瑕不掩瑜，在那个历史时期，邵雍所创建的理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老骥伏枥的博客
据宋代陈绎写的《邵古墓铭》和元代托克托编的宋史中《邵雍传》记载，邵雍先祖为姬姓，西周文王后代，邵雍字尧夫，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其先祖为避戎难迁上古，移中山，最后定居衡漳（今河南林县），父邵古生于衡漳。邵古精通义理和音律，因仰慕晋代隐士孙登（东吴孙权之后，轻权势、好读《易经》、精通音律，隐居苏门山），而举家迁至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于苏门山下。此时，邵古家道中落，以经营果园和给人算命维持生计。
邵雍少时家贫，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据考证，邵雍早年曾应过礼部贡举，证据就是他的《代书答朝中旧友》一诗所说的：“少日治文章，亦曾观国光”，“观国光”指应廷试 。邵雍虽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都不第而归。在失去从政的机会之后，走上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精读诗书、研究学术、另辟溪境、著书立说，终生隐居不仕。邵雍说应试不第是因为“贫”和“病”，其实不会如此简单，在邵雍不第归家之后，曾写有《共城十吟》。在此组诗中，有“自惭功济力，未得遂生民”、“未是改狂极，其如困顿何”等句。在他晚年写的《还鞠十二著作见示共城诗卷》中有“功名时事人休问，只有两行清泪揩”。这些诗句均表现他不第之后的迷惘、求功名而不得的伤感。至于个中原因已无从考证，笔者也不能乱说。不过邵雍还是很看重功名的，在他的自述诗中有“得志当为天下事，退居聊作水云身”，在他《答友人劝酒吟》中也有“人人谁不愿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大得却须防大失，多忧元只为多求”等句。总之，邵雍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在他科举之路不通之后，就开始效法圣人，观物得理，潜心研究《易经》、《诗经》和《春秋》，要为后人留下一门大学问，正如他在诗中所说：“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易经》本是我国古代一部天文学和历法学著作，《易经》中提出的天动地静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比托勒玫的“地心说”著作《数学论集》和古希腊学者德莫克里特提出的《物质基元说》，早了近一千多年。《易经》是中国古代一部科学著作，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结晶。屡试不第之后，专心做学问的邵雍，研究《易经》，治学态度是十分认真和刻苦的，这一点邵雍传中有记载：“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艰苦刻历，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在其《答友人》一诗中，也有“遍数古来贤所得，历观天下事须真”句。邵雍的学习范围不限于儒术，其《闲行吟（之一）》诗中说：“长忆当年扫弊庐，未尝三径草荒芜。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表达了他当年怀抱经济天下的雄心，涉猎百家著作，而不以田园山林之趣为务。《代书寄友人》一诗中又说：“当年有志高天下，尝读前书笑谢安”。这充分表达了邵雍潜心读书、研究理论，著书立说的宏大志向和雄心。
可以说邵雍之于“易学”，一方面来自家传，其父邵古精通义理和音律；另一方面得益于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其性朴率直信，不肆不窘，倜傥不群，也不迷恋仕途。李之才“能为古文章”，是宋代道学大师陈抟的俗家弟子，学术上得到陈传的真传。精通《易经》、《河图》和《洛书》。邵雍曾拜其为师，授“义理之学”和“物理之学”。在其父和李之才的悉心教育下，邵雍探赜索隐，妙语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已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造诣颇深。与此同时，邵雍并不一味闭门读书，结合实际，经常外出考察，曾遍游河、汾，淮、汉；同时还深入考察了齐、鲁、宋、郑之古代遗迹。至此，邵雍学有所成，成为小有名气的儒学专家。为进一步深造，举家迁至宋代名城洛阳，洛阳也是宋代著名儒富弼、司马光、程颢、程颐的故乡。
邵雍不仅是一个大学问家，其为人的品德也十分高尚，这一点在宋史《邵雍传》中已有详细的记载。司马光兄司马端明和邵雍交厚，当时两个人的纯德广为乡里所倾慕，当地居民父子昆弟互相告戒：“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当时，有官宦、学者名流到洛阳，不去官府，而先去拜访邵雍。邵雍德气粹然，望之知其贤，然不事表襮，不设防畛，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谈话，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就问学则答之，未尝强以语人。人无贵贱少长，一律待之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在那个时候，洛阳一带人才特盛，并以忠厚之风为天下人称道。
邵雍崇经术而抑政事，大力提高名教事业的地位，其实质是要把他的哲学、理学思想体系建立成一种能影响统治者的知识型构。在其诗《首尾吟（之一）》中说：“经纶亦可为余事，性命方能尽所为。”他把经纶事业看作他的毕生事业，视治学修身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和终极目的。虽然受时代的局限，邵雍有“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认为自己不能富贵是命中注定的。在《和登封裴寺丞翰见寄》诗中说：“既知富贵须由命，难把升沉更问天。”在《和人放怀》一诗中说：“为人虽未有前知，富贵功名岂力为？”在邵雍晚年，他的宿命论思想有所改变，曾在《天人吟》一诗中写到：“羲轩尧舜虽难复，汤武恒文尚可寻。事既不同时又异，也由天道也由人”。在治学方面，他主张“以眼观物，以物得理”，强调“物之变化”，具有唯物辨证思想。
至于后来人们将邵雍神化，说其能前知和预测后事，甚至将他的著作列为现代迷信风行的理论基础，那都是其子邵百温及蜀人牛无邪、杜大可、廖应淮、张行成所为（参见《皇极经世索引》、《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易通辩》等书）。实际上就连邵雍本人也不承认自己真的神乎其神，其一是在别人恭维他能前知时，他自己却说“雍盖未必然也”。在其弥留期间，他对朋友说：“世俗之命，某所不知，若天命则知之矣”，这里所说的世俗之命，应是民间流传的迷信，而天命则是指由他所创建的“宇宙论”和“天人合一说”。邵雍不流俗，不迷信，还有一个有力的佐证，那就是他在给父亲择墓地时“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并在《闲行吟》一诗中说：“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列子乘风徒有待，夸父追日岂无疲。劳老未有收功处，踏尽人间闲路歧。”由此可见邵雍是一个不信世俗之命、也不搞卜筮稽疑那一套智数的人。联想到今天仍有人在拉邵雍这面大旗，去搞预测和寻找所谓《易经》天机和潜藏的信息，岂不可怜、可笑。
诚然，受时代限制，对一时还无法解释的自然、社会现象，邵雍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如他信天命，认为存在鬼神。但这毕竟瑕不掩瑜，在那个历史时期，邵雍所创建的理论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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