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骥伏枥的博客：邵雍其事
总体来说，邵雍一生总共作了五件大事：其一是求取功名；其二是潜心读书；其三是著书立说；其四是传经授徒，其五是吟诗作赋，创建了真实、质朴口语化的“击壤体”快乐诗歌。
关于求取功名和潜心读书二事前一节已有论述，在这里主要谈一谈邵雍著书立说、传经授徒和创建“击壤体”诗歌三件事。
据邵雍研究者考证，邵雍约40岁左右迁居洛阳，初到洛阳时，家境依然清贫，其生活来源主要靠耕稼和友人施舍。此时邵雍除侍奉双亲外，主要是著书立说，在深入研究《易经》、《诗经》、《春秋》的基础上，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其代表作是《皇极经世》和诗集《击壤集》。其中《皇极经世》应是一部集史学、哲学、天文、历法学之大成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邵雍认为有史以来，上下三千年所发生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与天时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天道是着重于四季变化的天道，从而创建了“天人合一”学说。邵雍认为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交互变化，尽天地万物之理。邵雍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写出了《皇极经世》。当然，在天文学方面，他持地心说，并认为物质的基本构成是水、火、土、石，是受历史时代的限制，要知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和道尔顿提出“原子学说”，那已经是邵雍时代四、五百年之后的事了。总之，从邵雍现存的著作，可看出其治学之严谨，是很有科学态度的，绝无迷信的成分。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邵雍时代许多未知事物，已经被人类发现。邵雍的学说和创建的理论，也必然随之消亡，成为历史遗迹。
不过，邵雍提出的“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于义；天下将乱，人必尚于利。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他以元、会、经、世的时间推算法，推出夏、商、周年表给后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到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至于谈到邵雍传经授徒，当然一方面是一个学者寻找其衣钵继承人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持生计的需要。他的弟子张岷不仅继承了他的学说，而且在整理他的遗著时，是很忠于原著的。至今尚能公正评价邵雍的理论，张岷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此外《邵雍传》中也有它传经授徒的记载：“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唯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儒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过，邵雍季节性教书、授业，其主要目的应是获得薪俸，维持家计。
邵雍以闲居、读书、饮酒、作诗为快乐生存的四大雅好。关于邵雍的诗在第一节中已有论述。但这里我要说的是他在诗中充分表达的希望太平盛世的思想，在《太平吟》中他说：“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仰。劳者得其饷，死者得其葬。”，在《安乐窝铭中》他说：“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风。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安宁”，由此可见邵雍希望有一个安乐和谐的盛世，而这个社会的创建，领导人的施政方针是关键的，邵雍的这些论点，对当今“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不无参考价值。
谈到邵雍，不能不说他对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大部分人认为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对此，我认为他从心里还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有诗为证：“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四时皆有景，万物岂无情。祸福眼前事，是非身后名。”熙宁年间，邵雍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而且身边还围着一批如富弼、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人，对于无官无职的他，很难公开支持变法，但是他却劝那些反对新法、想弹劾王安石的弟子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者何？”他阻止为官的弟子弹劾王安石，就是对变法最大的支持，只是奈于富弼、司马光等人的面子，说的委婉一些罢了。这里还有他晚年的几首诗为佐证：“居洛八九载，投心唯二三”，“安乐窝中暮春时，闭门慵坐客来稀”，由此可见他与富弼、司马光等人未必知心，而他却与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国却经常有诗唱和，王安石也非常仰慕邵雍的才能，曾举荐其在朝为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即或富弼、司马光、程颐、程颢也很少登门。
以上是我对邵雍及其著作的一点浅见，写出来就教于那些研究《易经》和邵雍的朋友。另外需要声明的是：写此文时，得益于王利民、 徐艳二位先生的《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人生志趣》、华梵大学杜宝瑞先生的《邵雍儒学建构之义理探究》和郭彧先生的有关邵雍的文章和文献资料，并引用了其中我赞同的观点，在此深表谢意。
作者：老骥伏枥的博客
关于求取功名和潜心读书二事前一节已有论述，在这里主要谈一谈邵雍著书立说、传经授徒和创建“击壤体”诗歌三件事。
据邵雍研究者考证，邵雍约40岁左右迁居洛阳，初到洛阳时，家境依然清贫，其生活来源主要靠耕稼和友人施舍。此时邵雍除侍奉双亲外，主要是著书立说，在深入研究《易经》、《诗经》、《春秋》的基础上，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万余言。其代表作是《皇极经世》和诗集《击壤集》。其中《皇极经世》应是一部集史学、哲学、天文、历法学之大成的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邵雍认为有史以来，上下三千年所发生的治乱兴衰与因革变化，与天时之间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天道是着重于四季变化的天道，从而创建了“天人合一”学说。邵雍认为天生于动，地生于静，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交互变化，尽天地万物之理。邵雍在“天人合一”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写出了《皇极经世》。当然，在天文学方面，他持地心说，并认为物质的基本构成是水、火、土、石，是受历史时代的限制，要知道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和道尔顿提出“原子学说”，那已经是邵雍时代四、五百年之后的事了。总之，从邵雍现存的著作，可看出其治学之严谨，是很有科学态度的，绝无迷信的成分。诚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邵雍时代许多未知事物，已经被人类发现。邵雍的学说和创建的理论，也必然随之消亡，成为历史遗迹。
不过，邵雍提出的“治生于乱，乱生于治”、“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于义；天下将乱，人必尚于利。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他以元、会、经、世的时间推算法，推出夏、商、周年表给后人留下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到今天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至于谈到邵雍传经授徒，当然一方面是一个学者寻找其衣钵继承人的需要；同时也是维持生计的需要。他的弟子张岷不仅继承了他的学说，而且在整理他的遗著时，是很忠于原著的。至今尚能公正评价邵雍的理论，张岷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此外《邵雍传》中也有它传经授徒的记载：“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唯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童儒厮隶皆欢相谓曰：吾家先生至也”。不过，邵雍季节性教书、授业，其主要目的应是获得薪俸，维持家计。
邵雍以闲居、读书、饮酒、作诗为快乐生存的四大雅好。关于邵雍的诗在第一节中已有论述。但这里我要说的是他在诗中充分表达的希望太平盛世的思想，在《太平吟》中他说：“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仰。劳者得其饷，死者得其葬。”，在《安乐窝铭中》他说：“安莫安于王政平，乐莫乐于年谷风。王政不平年不登，窝中何由得安宁”，由此可见邵雍希望有一个安乐和谐的盛世，而这个社会的创建，领导人的施政方针是关键的，邵雍的这些论点，对当今“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不无参考价值。
谈到邵雍，不能不说他对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大部分人认为他不支持王安石变法。对此，我认为他从心里还是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这也有诗为证：“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惟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四时皆有景，万物岂无情。祸福眼前事，是非身后名。”熙宁年间，邵雍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而且身边还围着一批如富弼、司马光等反对新法的人，对于无官无职的他，很难公开支持变法，但是他却劝那些反对新法、想弹劾王安石的弟子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者何？”他阻止为官的弟子弹劾王安石，就是对变法最大的支持，只是奈于富弼、司马光等人的面子，说的委婉一些罢了。这里还有他晚年的几首诗为佐证：“居洛八九载，投心唯二三”，“安乐窝中暮春时，闭门慵坐客来稀”，由此可见他与富弼、司马光等人未必知心，而他却与王安石的胞弟王安国却经常有诗唱和，王安石也非常仰慕邵雍的才能，曾举荐其在朝为官。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即或富弼、司马光、程颐、程颢也很少登门。
以上是我对邵雍及其著作的一点浅见，写出来就教于那些研究《易经》和邵雍的朋友。另外需要声明的是：写此文时，得益于王利民、 徐艳二位先生的《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人生志趣》、华梵大学杜宝瑞先生的《邵雍儒学建构之义理探究》和郭彧先生的有关邵雍的文章和文献资料，并引用了其中我赞同的观点，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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