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本书是由徐刚编著的《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先知有悲怆(追记康有为)》的内容提要如下： 康有为，仁者也，忧者也，先知也，屡次上书光绪帝建言改革维新，其思想之深刻远迈时人，一生功过众说纷纭。于当时之世，倡言人者仁也，且仁之于草木鸟兽，万物一体，世界共乐，其大同之义于今不朽。康有为辞章飞动，美文连绵，治康学者万勿忽略也。 一九？二年春，印度大吉岭，康有为“得佳屋于翠崖”，并在林中筑一草亭，辟有曲径，作柴床，南海书横额于草亭，名须弥雪，从曲径行，山风飒飒，空气清新，雪山可望。
康有为游兴甚浓，同璧更是雀跃，父女二人各乘一马，自大吉岭双骑游须弥山(今译喜马拉雅山，然其况味远不如旧译也，笔者附识)，先后游世界屋脊九日仍不知倦，“深入至哲孟雄国(今之锡金，笔者附识)之江督都城，康有为没有想到，其英国官吏竟率国王迎于车站，南海其时早已名满世界矣！至王宫，由王妃作陪。王妃之衣物饰品皆为中国物，并以贝叶经相赠。”据年谱称，康有为“解带答之”，不知何带？抑或玉饰？“同璧亦以指环赠其后”。
自一九？一年正月到印度，一九？二年又待一年，康有为果性好冶游，而各地官员视其为上宾，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心事重重，对中国前途之忧患日深，而又计出无奈，逋客之言无足轻重，况千里万里之遥，听者为谁？信者几何？然南海于家国之使命感却从未稍减，且流亡愈久、渐行渐远而愈浓愈烈。大吉岭，离喜马拉雅山之干城章嘉峰仅八十公里，苍茫雪峰，日月生辉而插云天，其光也，既沐印度也照中国；其高也，天造地设，示两大古国历史文化之悠久。彼时，正当印度亡国，中国在清朝末路之际已成乱国，南海且闻讯中俄即将签订《西藏密约》，悲从中来，痛愤交加，有诗记之：“望须弥山云飞，因印度之亡，感望故国，闻西藏又割地矣！”
喜马拉山云四飞，
山河举目泪沾衣；
此通藏卫无多路，
万里中原有是非。 四言二十八字，无一激昂慷慨之词，看似淡淡写来，其实有大感叹，有大忧患，有大苍凉，且隐伏着南海一以贯之的大希望：何时何日以何策救百姓以水火而“重铸新中国”？ 先是南美洲、北美洲之诸华商书致南海，为国事而焦虑称：义和团之乱暂已平息，而西太后、荣禄仍握重权，光绪帝命运堪忧，清政府既要维持西太后及一应腐败亲贵大员的品质，又要赔款，财政收入早已不支，便纷纷加重税赋，民不聊生。“保皇会备极忠义，而政府反以为逆党”，“不如以铁血行之”，举刀枪而革命，“或可以保国保民”等等。康有为读后于一九？二年五月在大吉岭翠崖复信，有“览书惶骇，何乃至此”句，南海在此一《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详为分析道，其时海内外人士认为西太后因八国联军而西逃回京之后，一会归政于光绪，二会驱逐荣禄。因何有此想？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联络并驱使义和团者、围外国大使馆者，荣禄皆为罪魁。西太后不知乎？知之也。然荣禄善为两面派，一则命董福祥率兵包围大使馆，一则又派人为使馆送去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不受其过”，但荣禄能脱身事外还因为：西后从未怀疑过荣禄对其之忠。在西后心中丧权辱国事小，而忠不忠于其本人，则为优选事。因而海外华商、保皇会众失望之余，群情汹汹，再言革命。
殊不知，自立军起义失败，千众喋血之惨，促成了康有为经过痛苦反思之后的一种坚持：“此后不复再言兵事”，恪守改良、立宪之宗旨以救中国。此乃康有为之一贯主张，而自立军起义因中国北方之乱机不可失，且为唐才常助，不妨说，康有为只是偶然地做了一次革命者，之后又迅即回归原有的只可立宪不能行革命的改良、改革之路，非南海心血来潮，为一本所旧也。
康有为详论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之道，概括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南海所言之“治法”，即治国之法。
欧美诸国谁很先强？英国。英国何以强？康有为详列时序以论：
明崇祯十五年英国争乱；
清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始立议院、赋予民权；
其间为四十八年，但民权中“然尚未有选官之权”；
“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
康有为告诉南北美洲华商诸公：英国人之民权，抗争二百年而后得，中间也曾“杀一君，流血无数”，但所追求的“求民权，行立宪”，而且“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
康有为再以奥国即奥地利为例：
清道光十三年，奥国报纸、私会，于是民党大起，为求民权也，并逐国王；又有普法之战侵割。“乃始予民议政权。”
至同治十年，二十三年始得民权、立宪。
“然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
又有意大利：
清嘉庆时拿破仑予民权，“复遭维也纳约之压制”；
意大利民党以七十万之众，抗争数十年，“乃起大变”；
后“萨谛尼王独立主张民权，大为民所归，于是合数十小国而成意国，且立帝权，更未革命矣。”P20-22
康有为游兴甚浓，同璧更是雀跃，父女二人各乘一马，自大吉岭双骑游须弥山(今译喜马拉雅山，然其况味远不如旧译也，笔者附识)，先后游世界屋脊九日仍不知倦，“深入至哲孟雄国(今之锡金，笔者附识)之江督都城，康有为没有想到，其英国官吏竟率国王迎于车站，南海其时早已名满世界矣！至王宫，由王妃作陪。王妃之衣物饰品皆为中国物，并以贝叶经相赠。”据年谱称，康有为“解带答之”，不知何带？抑或玉饰？“同璧亦以指环赠其后”。
自一九？一年正月到印度，一九？二年又待一年，康有为果性好冶游，而各地官员视其为上宾，看似风光无限，其实心事重重，对中国前途之忧患日深，而又计出无奈，逋客之言无足轻重，况千里万里之遥，听者为谁？信者几何？然南海于家国之使命感却从未稍减，且流亡愈久、渐行渐远而愈浓愈烈。大吉岭，离喜马拉雅山之干城章嘉峰仅八十公里，苍茫雪峰，日月生辉而插云天，其光也，既沐印度也照中国；其高也，天造地设，示两大古国历史文化之悠久。彼时，正当印度亡国，中国在清朝末路之际已成乱国，南海且闻讯中俄即将签订《西藏密约》，悲从中来，痛愤交加，有诗记之：“望须弥山云飞，因印度之亡，感望故国，闻西藏又割地矣！”
喜马拉山云四飞，
山河举目泪沾衣；
此通藏卫无多路，
万里中原有是非。 四言二十八字，无一激昂慷慨之词，看似淡淡写来，其实有大感叹，有大忧患，有大苍凉，且隐伏着南海一以贯之的大希望：何时何日以何策救百姓以水火而“重铸新中国”？ 先是南美洲、北美洲之诸华商书致南海，为国事而焦虑称：义和团之乱暂已平息，而西太后、荣禄仍握重权，光绪帝命运堪忧，清政府既要维持西太后及一应腐败亲贵大员的品质，又要赔款，财政收入早已不支，便纷纷加重税赋，民不聊生。“保皇会备极忠义，而政府反以为逆党”，“不如以铁血行之”，举刀枪而革命，“或可以保国保民”等等。康有为读后于一九？二年五月在大吉岭翠崖复信，有“览书惶骇，何乃至此”句，南海在此一《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详为分析道，其时海内外人士认为西太后因八国联军而西逃回京之后，一会归政于光绪，二会驱逐荣禄。因何有此想？当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联络并驱使义和团者、围外国大使馆者，荣禄皆为罪魁。西太后不知乎？知之也。然荣禄善为两面派，一则命董福祥率兵包围大使馆，一则又派人为使馆送去瓜果，“于事成则受其功，若事败时不受其过”，但荣禄能脱身事外还因为：西后从未怀疑过荣禄对其之忠。在西后心中丧权辱国事小，而忠不忠于其本人，则为优选事。因而海外华商、保皇会众失望之余，群情汹汹，再言革命。
殊不知，自立军起义失败，千众喋血之惨，促成了康有为经过痛苦反思之后的一种坚持：“此后不复再言兵事”，恪守改良、立宪之宗旨以救中国。此乃康有为之一贯主张，而自立军起义因中国北方之乱机不可失，且为唐才常助，不妨说，康有为只是偶然地做了一次革命者，之后又迅即回归原有的只可立宪不能行革命的改良、改革之路，非南海心血来潮，为一本所旧也。
康有为详论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之道，概括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南海所言之“治法”，即治国之法。
欧美诸国谁很先强？英国。英国何以强？康有为详列时序以论：
明崇祯十五年英国争乱；
清康熙二十七年，英国始立议院、赋予民权；
其间为四十八年，但民权中“然尚未有选官之权”；
“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
康有为告诉南北美洲华商诸公：英国人之民权，抗争二百年而后得，中间也曾“杀一君，流血无数”，但所追求的“求民权，行立宪”，而且“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
康有为再以奥国即奥地利为例：
清道光十三年，奥国报纸、私会，于是民党大起，为求民权也，并逐国王；又有普法之战侵割。“乃始予民议政权。”
至同治十年，二十三年始得民权、立宪。
“然虽逐王，奥君之世守如故，亦未尝革命也。”
又有意大利：
清嘉庆时拿破仑予民权，“复遭维也纳约之压制”；
意大利民党以七十万之众，抗争数十年，“乃起大变”；
后“萨谛尼王独立主张民权，大为民所归，于是合数十小国而成意国，且立帝权，更未革命矣。”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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