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侧影：陈汉章与周围的人们
钱英才，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巴人的生平与创作》《许钦文评传》《京城活雷锋》《国学大师陈汉章》《陈汉章先生年谱》，合著的有《巴人文艺短论》《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史》《中国小说辞典》《中国散文辞典》《文学基础知识》等二十余种，点校陈汉章著作八百多万字，主编《陈汉章全集》并已出版，现正主编《巴人全集》。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钱英才编著的《大师侧影——陈汉章与周围的人们》为国学大师陈汉章一生中对其成长、治学等产生过影响的人及相关诸事，分五个章节，从家族、师长、亲友、同事、门生等五个角度展开，对国学大师陈汉章的人生经历予以全面解析，以真实而亲切的笔触，从不同角度展现陈汉章的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是研究陈汉章生平的有益补充。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八字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造，北大学术风气为之一变。蔡元培这一方针，名满天下，不论新党旧党，还是中西派，都交口称赞，称道不已。
首先，他从各方面“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其中很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人：个是。蔡校长1月4日到北大视事，11日即致函教育部请批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育部13日批复同意。15日即在校内发布告。称部令派为文科学长。在黎元洪颁发委任状的当天，蔡元培获知来京为亚东及群益书社筹集资金，即到陈下榻的旅馆走访。陈白天四处接洽，晚间看戏，晚睡晚起。蔡元培则坐在小板凳上，在房门口静候。若论资排辈，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陈是秀才出身，如此礼贤下士，令大为感动。另一个是胡适。胡适是引荐的。10月10日，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任文科教授。这样形成日后北大的“铁三角”。此外，还延聘曾为袁世凯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门（系）《中国中古文学史》。另一位无大学学历、24岁的梁漱溟被聘为讲师，开设印度哲学课程。秋，还聘擅长制曲、谱曲、唱曲的吴梅来校讲授戏曲。此外，还进来周作人、章士钊、马衡、、钱玄同、刘半农等等，都相继聘为文科教授。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北大原有教师进行甄别，视其学术造诣的高低，分别予以留聘或解聘。继续应聘的，有陈汉章、黄侃、康宝忠、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张相文、黄节，还有一位北大顶顶古怪能多国语言的辜鸿铭。蔡元培对汉章先生以礼相待，十分尊敬。每有汉学外宾，必请汉章先生作陪，外宾有什么问题，陈先生当场随问随答，不假思索。对于汉章先生的惊人记忆和广博的知识，外宾十分惊异，特别令日本学者震惊和钦佩，给了他一个雅号：“两脚书库”。外国汉学家称汉章先生“学问湛深，实中国大师也”。
蔡元培曾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家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方列为选科。”
解聘过程中，还引起外交风波，特别是外籍教员，但蔡校长顶住了诉讼威胁和外国公使的压力。
正由于蔡校长广纳人才，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创我国高校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悼念蔡元培时说：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大关节的事或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北大任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的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校长聘刘申叔和辜鸿铭，确实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蔡校长回答是：因刘申叔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他认为“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而辜鸿铭教的是英语。这位穿着黄缎马褂和紫红缎子的皮袍、留着长辫子、获得多国博士学位的老先生，其英、德、法等外语水平之高，在当时可称独步文坛。事实证明，蔡校长的做法是对的。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化对后人影响优选的是陈汉章、黄侃和刘师培先生。正如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一文中写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而作为学生辈的新潮社的罗家伦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说：“经学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帝制。英文教授中的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t洋《离骚》’，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来不曾讲过一声复辟。”另一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因古典桐城派的优美散文不住地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在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P189－191
首先，他从各方面“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其中很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人：个是。蔡校长1月4日到北大视事，11日即致函教育部请批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育部13日批复同意。15日即在校内发布告。称部令派为文科学长。在黎元洪颁发委任状的当天，蔡元培获知来京为亚东及群益书社筹集资金，即到陈下榻的旅馆走访。陈白天四处接洽，晚间看戏，晚睡晚起。蔡元培则坐在小板凳上，在房门口静候。若论资排辈，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陈是秀才出身，如此礼贤下士，令大为感动。另一个是胡适。胡适是引荐的。10月10日，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任文科教授。这样形成日后北大的“铁三角”。此外，还延聘曾为袁世凯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门（系）《中国中古文学史》。另一位无大学学历、24岁的梁漱溟被聘为讲师，开设印度哲学课程。秋，还聘擅长制曲、谱曲、唱曲的吴梅来校讲授戏曲。此外，还进来周作人、章士钊、马衡、、钱玄同、刘半农等等，都相继聘为文科教授。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北大原有教师进行甄别，视其学术造诣的高低，分别予以留聘或解聘。继续应聘的，有陈汉章、黄侃、康宝忠、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张相文、黄节，还有一位北大顶顶古怪能多国语言的辜鸿铭。蔡元培对汉章先生以礼相待，十分尊敬。每有汉学外宾，必请汉章先生作陪，外宾有什么问题，陈先生当场随问随答，不假思索。对于汉章先生的惊人记忆和广博的知识，外宾十分惊异，特别令日本学者震惊和钦佩，给了他一个雅号：“两脚书库”。外国汉学家称汉章先生“学问湛深，实中国大师也”。
蔡元培曾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家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方列为选科。”
解聘过程中，还引起外交风波，特别是外籍教员，但蔡校长顶住了诉讼威胁和外国公使的压力。
正由于蔡校长广纳人才，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创我国高校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悼念蔡元培时说：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大关节的事或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北大任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的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校长聘刘申叔和辜鸿铭，确实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蔡校长回答是：因刘申叔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他认为“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而辜鸿铭教的是英语。这位穿着黄缎马褂和紫红缎子的皮袍、留着长辫子、获得多国博士学位的老先生，其英、德、法等外语水平之高，在当时可称独步文坛。事实证明，蔡校长的做法是对的。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化对后人影响优选的是陈汉章、黄侃和刘师培先生。正如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一文中写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而作为学生辈的新潮社的罗家伦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说：“经学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帝制。英文教授中的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t洋《离骚》’，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来不曾讲过一声复辟。”另一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因古典桐城派的优美散文不住地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在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P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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