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故事
周有光先生本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是我国有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史专家，精通英语、法语、日语等多种语言，也是迄今仍在从事学术工作的很高寿学者。寿过期颐以后，周有光先生仍然保有强烈的探索人类发展基本规律和当代科学技术新知识的浓厚兴趣，笔耕不辍，成果迭出，其学术声望超越国界，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他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了八年抗战和十年。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华尔街工作，游历了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了许多重量名人，他与蒋经国打过网球，与爱因斯坦有过交谈。至今思维清晰而敏捷，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变化，每天阅读、思考、修正学术思想与成果，百岁后还不断有新著问世。他被誉为学术界真正的常青树和无冕。 当年，有人说，“你一定要看董桥”今天，我们说，“你一定要读周有光”108岁的智慧老人，跨越世纪的精彩人生资中筠先生倾情作序吴敬琏、沈昌文、易中天、张维迎、吴思、崔永元都尊崇的大家求知、有爱、讲真话的人都在读周有光 大众 是什么样的家世、教育、交游背景铸就了周有光的生命底色？他是如何描述他心目中很好学者？周有光与张允和如何成就七十年的爱情与婚姻传奇？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让周有光渡尽劫灰？108岁的老人有何长寿与养生秘诀？汉语拼音与语文如何在周有光的笔下变得有用且有趣？周有光晚年在思考哪些问题？而这些思考为什么让他声誉渐隆？《我的人生故事》将引领读者直观、全面地了解周有光的人生历程、学术贡献、思想菁华。无论你是周有光的初识者，还是周老的忠实粉丝，都不应该错过。 代序 资中筠 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的经历差不多浓缩了中国的20世纪近代史。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整个20世纪内忧外患不断。前半是外患为主，而后半主要是内忧。一波又一波的折腾，使民族精华备受摧残。有人比喻历次运动就像撇奶油一样，一次运动撇掉一层，很后几乎剩下清汤。周老先生是没有被撇掉的幸存者。能幸存到今天，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民族之幸。 由于医学的进步，现代人的寿命比以前长了，百岁以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但同样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这样的大智慧和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百年来有大智慧、大作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师长辈就可以数出来一些，但是多数都不幸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时我随便举出一位来，例如叶企孙先生，他是很好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很好很好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一段短暂的时期曾任清华教务长，但是不久就不断挨整，直到中沦落街头，形同乞丐。这样悲惨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这一批民族精华都能在正常的环境中得到正常的发挥，他们也许活不过百岁，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与周老先生相辉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也有幸运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如果没有被调到北京来做文字改革工作，继续留在复旦教经济学，保证逃不过“反右”，那就不定被发配到哪里，受到怎样的摧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填沟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周老在这方面的成就、贡献和影响当然很好了不起。不过他晚年对文化学、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更显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从第九卷到第十五卷都是与这方面有关的。这一点与他的长寿也有关系。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赋，例如音乐、绘画、诗歌等文学艺术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对人生的彻悟，特别是不有且只有于个人而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探索达到大彻大悟，非有渊博的知识和很深的阅历不可。不是单凭书本知识，在书斋里能悟出来的。所以周老说他的生命从80岁开始，这不仅是幽默，还是有一定深意的。 单是年龄和阅历也还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智慧和觉悟。这需要几个条件： （一）从少年时期的教养和熏陶形成一定的底色？？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探索的兴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对大社会的关怀；在道德上的正义感。有了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走错路，但一旦发现错了，决不自欺，不为世俗的种种所羁绊，就能够唯真理是从。 （二）博大精深的知识。在高层次上各种专业知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载，放眼优选，但都是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他原是学经济学的，更重视数据，所以他的结论都不是空疏之论。这点很重要，事实+逻辑=常识，常识的积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对什么都蜻蜓点水，随便发议论，大体是大而无当的空疏之论。深钻一门或多门专业，那么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向人类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体会的周老的做学问和追求真理之道。 （三）更重要的是接近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很多人自称淡泊名利，其实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为个人，但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仰望明君的惯性思维，往往会为某位权贵人物的几句话影响自己的忧喜、判断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经有效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他的信仰，他坚信凡脱离轨道的早晚要回到轨道上来。 作为超过百岁的老人，周老很鲜明的也是很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近期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已经进入21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强调“中国特色”往往是为一些负面现象辩护，掩盖落后。我还有一个观点和周老不谋而合，那就是反对把所谓“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汉族中心论”，连少数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汉文化是一回事吗？古来新疆对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亚还是中靠前地？所以自以为是“东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谓“西化”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固步自封。 当前我国在思想上两大危险，一个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我现在用“国家主义”，而不用“民族主义”，因为我们是多民族国家，含义容易混淆），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两大思想基础。“纳粹”一词就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我说的在我国很近的表现就是借钓鱼岛为题的打砸抢事件。这种情绪被煽动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坏作用，名为爱国，实际祸国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从世界看中国”，不仅仅是哲理性的，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社会现在又处于转折点，曾长年在谎言蒙蔽下，“启蒙”工作任重道远，特别需要像周老这样的智慧之光驱赶蒙昧的黑暗。即将出版的《我的人生故事》从《周有光全集》十五卷中精选周有光先生的与人生、信仰、研究有关的故事，汇集成一本浓缩了他的人生经历的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体察和了解作者不寻常又积极有为的一生；了解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实际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超越人生的狭窄和局限，将人类美好的目标变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常常从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开始，但都包含着丰富的对生活细节独特的观察体悟角度、别致的人生情趣和豁达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幽默机智、简洁明了、清新宜人的语句中，透露出他对生活和学术研究方面独立、严肃和认真的思考和参悟能力，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我希望这本书为更多人喜爱，并从中得到对人生可贵的启示和激励。《精彩书摘》 2013年7月17日常州青果巷（节选）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很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很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很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育志小学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很好钦佩。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吕叔湘是我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很好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很好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圣约翰大学（节选）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很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接近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接近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优选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和爱因斯坦聊天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优选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靠前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靠前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很好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很好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很好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举杯齐眉”（节选）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接近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周有光先生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时代。他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了八年抗战和十年。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华尔街工作，游历了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阅历了许多重量名人，他与蒋经国打过网球，与爱因斯坦有过交谈。至今思维清晰而敏捷，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变化，每天阅读、思考、修正学术思想与成果，百岁后还不断有新著问世。他被誉为学术界真正的常青树和无冕。 当年，有人说，“你一定要看董桥”今天，我们说，“你一定要读周有光”108岁的智慧老人，跨越世纪的精彩人生资中筠先生倾情作序吴敬琏、沈昌文、易中天、张维迎、吴思、崔永元都尊崇的大家求知、有爱、讲真话的人都在读周有光 大众 是什么样的家世、教育、交游背景铸就了周有光的生命底色？他是如何描述他心目中很好学者？周有光与张允和如何成就七十年的爱情与婚姻传奇？是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让周有光渡尽劫灰？108岁的老人有何长寿与养生秘诀？汉语拼音与语文如何在周有光的笔下变得有用且有趣？周有光晚年在思考哪些问题？而这些思考为什么让他声誉渐隆？《我的人生故事》将引领读者直观、全面地了解周有光的人生历程、学术贡献、思想菁华。无论你是周有光的初识者，还是周老的忠实粉丝，都不应该错过。 代序 资中筠 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的经历差不多浓缩了中国的20世纪近代史。我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整个20世纪内忧外患不断。前半是外患为主，而后半主要是内忧。一波又一波的折腾，使民族精华备受摧残。有人比喻历次运动就像撇奶油一样，一次运动撇掉一层，很后几乎剩下清汤。周老先生是没有被撇掉的幸存者。能幸存到今天，是他的幸运，更是我们民族之幸。 由于医学的进步，现代人的寿命比以前长了，百岁以上的老人也越来越多。但同样是“人瑞”，不一定都有周老这样的大智慧和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百年来有大智慧、大作为的精英也不少，我的师长辈就可以数出来一些，但是多数都不幸备受摧残，壮志未酬而英年夭折。此时我随便举出一位来，例如叶企孙先生，他是很好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很好很好的教育家，1949年以后一段短暂的时期曾任清华教务长，但是不久就不断挨整，直到中沦落街头，形同乞丐。这样悲惨的例子数不胜数。如果这一批民族精华都能在正常的环境中得到正常的发挥，他们也许活不过百岁，但是一定能各自放出不同色彩的光芒，与周老先生相辉映，相承接。而周老能有今天，也有幸运的成分，正如他自己说的，他如果没有被调到北京来做文字改革工作，继续留在复旦教经济学，保证逃不过“反右”，那就不定被发配到哪里，受到怎样的摧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填沟壑了。 周有光先生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我是外行，没有多少发言权。周老在这方面的成就、贡献和影响当然很好了不起。不过他晚年对文化学、对人类文明的探索更显示了他的大智慧。不久前出版的《周有光文集》从第九卷到第十五卷都是与这方面有关的。这一点与他的长寿也有关系。有一些成就可以靠天赋，例如音乐、绘画、诗歌等文学艺术可以青少年就有大成就，但是对人生的彻悟，特别是不有且只有于个人而是对人类发展规律的探索达到大彻大悟，非有渊博的知识和很深的阅历不可。不是单凭书本知识，在书斋里能悟出来的。所以周老说他的生命从80岁开始，这不仅是幽默，还是有一定深意的。 单是年龄和阅历也还不一定能达到这样的智慧和觉悟。这需要几个条件： （一）从少年时期的教养和熏陶形成一定的底色？？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探索的兴趣；超越一己私利的对大社会的关怀；在道德上的正义感。有了这一底色，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可以走错路，但一旦发现错了，决不自欺，不为世俗的种种所羁绊，就能够唯真理是从。 （二）博大精深的知识。在高层次上各种专业知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周老博古通今，思接千载，放眼优选，但都是有扎实的事实为依据，他原是学经济学的，更重视数据，所以他的结论都不是空疏之论。这点很重要，事实+逻辑=常识，常识的积累逐步接近真理。如果对什么都蜻蜓点水，随便发议论，大体是大而无当的空疏之论。深钻一门或多门专业，那么条条大路都可以通向人类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体会的周老的做学问和追求真理之道。 （三）更重要的是接近超越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很多人自称淡泊名利，其实不一定都能做到。也有人，不是为个人，但还是摆脱不了中国人仰望明君的惯性思维，往往会为某位权贵人物的几句话影响自己的忧喜、判断力，或升起幻想。我想周老已经有效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和不公，都能付之一笑。人类发展的规律是他的信仰，他坚信凡脱离轨道的早晚要回到轨道上来。 作为超过百岁的老人，周老很鲜明的也是很可贵的特点是一直关注世界的近期新发展，站在时代的前沿。他的名言之一是“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这同当前有些人处处强调中国特色成鲜明对比。已经进入21世纪，在“地球村”的形势下，人类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远远超过各民族狭隘的利益。强调“中国特色”往往是为一些负面现象辩护，掩盖落后。我还有一个观点和周老不谋而合，那就是反对把所谓“东方文化”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方文化”。流行的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说法实际上是“汉族中心论”，连少数民族都代表不了。印度文化和汉文化是一回事吗？古来新疆对中原而言是西域，文化更接近中亚还是中靠前地？所以自以为是“东方文化”代表，排斥所谓“西化”是站不住脚的，只能固步自封。 当前我国在思想上两大危险，一个是狭隘的国家主义（我现在用“国家主义”，而不用“民族主义”，因为我们是多民族国家，含义容易混淆），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正是当年希特勒法西斯统治的两大思想基础。“纳粹”一词就是德文“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我说的在我国很近的表现就是借钓鱼岛为题的打砸抢事件。这种情绪被煽动和利用，可以起很大破坏作用，名为爱国，实际祸国殃民。所以周老提倡的“地球人”、“世界公民”、“从世界看中国”，不仅仅是哲理性的，在当下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社会现在又处于转折点，曾长年在谎言蒙蔽下，“启蒙”工作任重道远，特别需要像周老这样的智慧之光驱赶蒙昧的黑暗。即将出版的《我的人生故事》从《周有光全集》十五卷中精选周有光先生的与人生、信仰、研究有关的故事，汇集成一本浓缩了他的人生经历的作品，读者可以从各个角度体察和了解作者不寻常又积极有为的一生；了解他是如何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实际运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超越人生的狭窄和局限，将人类美好的目标变成每日努力的工作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本书中所选择的周有光先生的作品，常常从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开始，但都包含着丰富的对生活细节独特的观察体悟角度、别致的人生情趣和豁达而开阔的人生视野。在幽默机智、简洁明了、清新宜人的语句中，透露出他对生活和学术研究方面独立、严肃和认真的思考和参悟能力，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我希望这本书为更多人喜爱，并从中得到对人生可贵的启示和激励。《精彩书摘》 2013年7月17日常州青果巷（节选）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家很穷，租人家的房子住。赵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们家的房子叫礼和堂。我们家的房子是明朝造的，了不起，很旧了也不能拆掉，旁边就造一座新的房子，连在一起，房子有好几进。我们住在新房子里，旧房子租给人家。我们家在运河边上，前门在路上，后门在水边。我们住在河的北面，我要过了河去上学，河没有桥，只有由船连起来的渡桥，人在船上走过去。大船来的时候，摆渡船就分开，叫开渡，大船过去之后再合起来，人又可以走来走去。……可是常州在中国来讲，是电气化很早的城市。沪宁铁路是很早发展的地方，常州在沪宁铁路的中心，很早办了一个发电厂，发电厂的电输到整个沪宁铁路。常州乡下很早就有电灯了，而且用电来搞小的发电机打水，所以常州没有荒年，农业发展很早。育志小学我长大一点，大概六岁了，进了小学。进小学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得，刚刚开始创办新式小学，听说已经创办了两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学是第三个。我们的小学叫育志小学。这个小学原来是一个庙，我们家的男工带我去看，把庙里的菩萨一个一个打掉，怎么打呢?把绳子套在菩萨的脖子上，一拉，卟隆冬，就破了。把菩萨都搞光，把庙收拾收拾，就成了小学。那个房子里面都是麻雀窝，麻雀多得不得了。我们下了课，小学生很淘气的，架一个梯子爬上去，把麻雀蛋拿出来，吃了。麻雀就在那儿飞，一边飞，一边“骂”我们。……江苏省是教育发达的地方，一个府只办一个中学。没有大学，大学就是教会学校。常州府就开了常州中学，四周好几个县都属于这个府的，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教员集中了一些水平很高的进步人士，给我们影响特别大的是一位中文教师叫吴山秀，那时的中文教材都是文言文，可是他解释这些文章时，就发挥他的思想，给我们印象深刻。我们学校要请一些有名的人来演讲，叫做“名人演讲”。有一个小组专门请名人来演讲，这个小组也请吴山秀来讲。吴山秀是自己人，黑板上写好了“名人演讲”，他用笔把“名人演讲”改成“各人演讲”。他提倡白话文，可是当时白话文不进课堂，他就在课外教我们看白话的东西，写白话的文章，把许多五四运动的思想在中文课上灌输给我们，我们这些小青年对他很好钦佩。常州中学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一定要住在学校里面，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特点是上午上三课，每课五十分钟，下午是游艺课。什么是游艺课?自己选课，假如你喜欢古典文学，可以选古文；喜欢书法，可以选书法;喜欢打拳，有两位老师教打拳，一位教北拳，一位教南拳；喜欢音乐，可以选音乐，音乐有国乐、外国音乐两门。有一位很有名的音乐家刘天华就在我们学校教音乐，音乐课的乐理就是他上的。刘天华在学校搞一个军乐队，每到4点钟，就在学校里一面演奏一面绕一个大圈子，听到军乐声，大家都休息了。刘天华的哥哥叫刘半农，弟弟叫刘寿慈。游艺课不用考试的，考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课程你有兴趣，会学得好的，用不着考。考得很好，不一定学得很好。大家读书很用功。老师并不是追着你，给你很大的负担。常州中学教古书的能力很高，英文水平很高。学生到大学里，就能用英文了，不是像今天到大学还不能用英文，还要补英文，那就苦了。还有一点，中学时读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都是用英文课本，化学、物理、生物学都是英文课本。一直到今天，好些外国地名我都只记得英文地名，中文地名记不了。吕叔湘是我中学同学，比我高一班，我们在读书时就认识了，我很钦佩他，他从前在家里读古书，我没有读，他会背《诗经》，我不会背。后来我搞语言，他是真的语言学家，我是假的，跟他往来很多，而且他的观点跟我一样。因为语言学界有许多观点是不同的，吕叔湘的观点跟我一致，所以相处很好。吕叔湘的哥哥很好有名，叫做吕凤子，是画家，也在常州教图画，我的父亲教中文，吕凤子跟我父亲很要好。那时候读古书很重要，我的老师是教古文，但是提倡白话文，又不能教白话文，写文章主要写文言文，白话文写得好不算数。我在读中学预科时，补读古书，特别读《左传》，一篇篇地背，那时候古文进步得快了。我的老师教《古文观止》，他喜欢韩愈，因此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喜欢韩愈。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很糊涂的。那时候记忆力很好好，所以读了很多古书。我有一个同学叫史松培，溧阳人，那时候自修室一张桌子两人用，我跟他一个桌子，受他的影响，他从小就读许多古书，我很羡慕他。他很用功，清早五六点人家还没有起来，我们就起床，我跟他念了许多古书。史松培后来去读东吴大学，我们没有联系了。我很怀念他。圣约翰大学（节选） 我考大学有趣味。我报考了两个大学，都考取了。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是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后来变成东南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央大学，今天是南京大学。为什么考两个大学呢?有几个比我高的同学劝我去考圣约翰大学，我到上海去考圣约翰大学，考取了。可是圣约翰大学贵得不得了，一个学期就要两百多块银元，我家里到我读大学是很穷的时候，没有钱。那时候每个大学考试的时间不一样，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不用学费，那么，我就准备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书，她的同事朱毓君听说我考进了圣约翰大学不想读，她对我姐姐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她的妈妈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两百多块钱。”她们家也在苏州，她妈妈很喜欢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后房，多少年也没有去开，没有用的。有出戏叫《借当》，借东西来当。这样我就上了圣约翰大学。 考大学很有意思，我们那时候考大学要考六天，8点钟到，真正考试是上午9点到12点，三个钟头不能停，下午1点到4点，一天六个小时，笔不停挥。考试的范围早已告诉你了，学校招考的小本子写明要考什么书，可以说没有舞弊，为什么呢?题目多得不得了，六天当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题目多得你要笔不停挥。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题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已经告诉你材料都在这里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现在考试是捉迷藏。题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笔直书，写不快，就不行，怎么考，都公开的。而且很奇怪，每年招考多少人是没有数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没有及格的，一个也不收。所以跟今天的考试方法接近不一样，没有名额，我们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够，就把另外一些房子临时改成宿舍，跟今天接近不一样。我觉得考上不难，只要把指定的那些书搞清楚就行了。 还有一个笑话，上圣约翰大学报名要照片，我的同学关照我：“你优选拍一张西装照片。”因为我在常州不穿西装，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装怎么穿的。到照相馆去拍照，照相馆有西装准备拍照用的，照相馆的人也不知道怎么样打领带、领结。闹了一个笑话：他给我戴了一个领带，再戴一个领结。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学大笑，赶快寄回来，要求重拍。 1923年，我从苏州坐火车到上海。从火车站下来，坐电车到静安寺，静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独轮车到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园那边。独轮车是什么时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独轮车上圣约翰大学在文化上跨过九百年。古老的中国要到教会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进大学次去报到，给我一个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话拼的罗马字，这是学校规定的标准，在学校每一个地方签名，都要按照这个标准。学校的管理就按照罗马字来管。我一进学校就懂得什么是罗马字管理法，这是科学管理，到今天中国人都不懂，圣约翰的总务部是没有几个人的，管理起来好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印象很深，这就是外国文化跟中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到美国去工作，可以说，我在工作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每一个环节都是高效率。人家问：“为什么美国人比别的国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当于好几个外国人，财富是这样来的。我到美国才知道，日本有一个调查团，调查美国人的办公效率，调查了几个月，写成一个报告，结论说：一个美国人可以抵十五个日本人。真是不一样，那时候电话当然还没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电话的方法跟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根本不重视效率，中国人办公的方法远不如他们。我训练到这个习惯：做事情一定要讲效率。 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现在进大学就要分专业，圣约翰大学是外国规矩，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专业分得粗得不得了，现在是根据苏联的办法，专得不得了。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理科，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大碰头。一年级不分文理，二年级才分文理。我一年级进圣约翰大学，学基础课，三面墙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学生可以在上面做题目，数学的水平比较高。我的数学很好，一个外国数学老师就劝我：“你就学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学都跟我讲：“你不要学理科，要学文科。”为什么呢?圣约翰大学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圣约翰大学不读有名的文科，而读理科，吃亏了。我就学了文科。实际上，我当时偏重经济学方面。和爱因斯坦聊天 我在经济学界交往的人中，名气优选的是何廉。何廉原来是农本局的局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靠前知名。何廉后来在美国去世，去世前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中文翻译了，我的一个朋友好不容易找来拿去复印。这里面有讲到我，很好玩。他说：我们在四川成都成立了一个大办事处，派周耀平(我的原名)任副经理，周耀平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工作过，富有经验。这个事情我都忘掉了。 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这样就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靠前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一样。 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我住在纽约，因为美国的交通方便，纽约火车站有五层，我就问火车站的人要一张火车时间表，他说没有。我是外行，他们的火车像电车那样开的，没有时间表。那个时代，火车办得很好好，我回来带了一本美国铁路地图。美国有一个铁路时代，后来才有公路时代。 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爱因斯坦的学术我不懂，我的专业跟他又不一样，就是普通的朋友。小辈就说：“你多少年都不讲爱因斯坦的事情。”我说：“我忘掉了。”见爱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 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我一窍不通。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很好好，生活也很随便。我们在银行界，穿衣服都很讲究，他在大学里，大学的风气跟银行不一样，大学教授穿衣服马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还没有我讲究。他没有一点脾气和架子，给我的印象很好好，我们侃侃而谈，没有任何架子。他不是讲话滔滔不绝的人。 他在物理学上的创造，思想要跳过一个屏障，原来旧的公式不能他。许多人被旧的公式了，就不能发展了。能量怎么变成物质呢?这个概念不得了，他从数学里提出来的，不是从实践里提出来的。先有理论，后有实践，这就改变方法了，在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爱因斯坦是思想家。“举杯齐眉”（节选） 别人都说我们结婚七十多年来没有吵架，就因为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的确，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又喝茶又“举杯齐眉”。有朋友来家里特别是记者，看到我们“举杯齐眉”，都觉得有趣得不得了。这就对家庭和谐起到作用。还有，我们相信外国哲学家的一句话：“不要生气!”许多人问我们长寿之道，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们相信不要生气。因为，外国一位哲学家说：“生气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是接近对的。譬如，夫妇两个为了孩子生气，孩子做错了一点事情，就大动干戈，实际上就是惩罚自己。我们相信这个话很有道理。所以，我和老伴从相识到相恋到结婚的过程，好像是很平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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