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小品
罗孚，原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1941年在桂林加《大公报》，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大公报》工作。任香港《新晚报》编辑、总编辑。编辑过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以丝韦、辛文芷、吴令湄、文丝、柳苏等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文论、诗词等。著有《香港，香港》、《南斗文星高——香港作家剪影》、《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编有《聂绀弩诗全编》、《香港的人和事》等。
全书是以《大地和人》作为开端的。从中州到春城昆明，从草堂到雾都重庆，我们跟作者一道体验了他的游踪。真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但赏花，还赏星，甚至赏苔。他对季节的变化异常敏感，写盛夏、秋日以至重阳和冬至。他从吃写到穿。他不但爱草木，爱猫狗，甚至还写流萤。他一边玩赏着，一边在品味着人生的真谛。
——萧乾《半个世纪的丰收》
全书是以《大地和人》作为开端的。从中州到春城昆明，从草堂到雾都重庆，我们跟作者一道体验了他的游踪。真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但赏花，还赏星，甚至赏苔。他对季节的变化异常敏感，写盛夏、秋日以至重阳和冬至。他从吃写到穿。他不但爱草木，爱猫狗，甚至还写流萤。他一边玩赏着，一边在品味着人生的真谛。
——萧乾《半个世纪的丰收》
罗孚先生于1965年在香港南苑书屋出版了散文集《西窗小品》，1992年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文集《香港文丛·丝韦卷》，这些都是作者多年来在香港和大陆的有关报刊上发表的散文、杂文和随笔。本书汇集了《西窗小品》和《香港文丛·丝韦卷》中的“大地与人”、“杂感”等内容并重新编辑，以《西窗小品》名之。
到重庆的时候正是抗战中很黑暗的那一段日子。中原大败之后接着是湘桂的一泻千里，很可耻的湘桂大撤退开始了，于是凄然地和故乡作别，加人西去的洪流，我逃难到了重庆。那时候朋友们中间还很有一些人欢喜弄弄旧诗，一个朋友替我作诗送行说：“湖湘兵事似山颓，蒿目东南倍可哀，此去都门应一问，满途涕泪为谁来？”
满途涕泪？实际上是不止于涕泪的，如今回想起来，还不由得令人悲愤而颤栗，那其实是满路死亡了。
一个西方的哲人说：“当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那满路的死亡真是多种多棒的：有的在火车上被挤死了；有的在车厢上面坐着，穿过隧道时给山石压榨成肉浆了；有的在车厢下面用绳子挂一块木板躺着的，不小心给摔在铁轨上，车轮过处，而一命呜呼了。我们曾经开玩笑叫这火车为五等客车，从很下层算起，车厢下面的木板是一等，车厢的地板是一等，座位上是一等，搁行李的架子又是一等，而车顶上也可自成一等的。
这只是发生在火车上的死亡，走在路上的人死亡可更多了：死于劳累，死于疫病，死于劫夺，死于饥饿……甚至于还死于糊里糊涂的“盟友”手里，在一个叫做六甲的黔桂路的小站上，便曾有美国飞机找错了对象，炸死了上万的人。
后来还从成都的一份小报上看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一个人把他相依为命的一架钢琴从广西搬到贵州的边境上便无法再搬运过去，那时许多人都是出走无车的，许多人则为了坐车而被敲诈得囊空如洗了。前无车坐，后有追兵，那架钢琴的主人便只好和他的所爱告别，在一个月光之夜，于树下草中坐弹了一个通宵，便弃琴而去了。
这也许是一个传闻失实的故事吧，然而在我们听了，却不禁低徊欲绝，有一种焚琴煮鹤，或者“广陵散从此绝矣”的凄凉的味道。
我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到了重庆。由于走得比较早，只是在五等车厢里挤过一阵而已，还不能算狼狈而逃。其实“逃难”这个词儿也只有草野之民才肯用它，衙门里的官腔是只有“疏散”而并无“逃难”的，大概是为了力求雅驯的缘故。记得《东方的撤退》(一本记述缅甸沦陷前后发生的一些混乱情形的通讯集)里说到，有一个在缅甸的英国小姐当时从仰光飞到了印度，有人和她谈起逃难这回事，她板起面孔冷冷地回答：“我不是逃难，我是疏散。”这位“疏散”的小姐的身份我是记不清了，不过总是系出那些骑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白色老爷之门的。“上帝的归于上帝，撒旦的归于撒旦”，东方和西方，黄色和白色，这其问是多么相同啊！不是“逃难”，只是“疏散”！
也许是大家都有满腹的牢骚吧，到了重庆，我们一些混得熟的人便常常爱聚众喝酒了。这使我开始注意到重庆的酒店之多，那些多半是冷酒店，所谓冷酒店者，便是只卖冷酒，不炒热菜的，就连热酒也没有。这些小店称之为酒店实在是未免僭越了，如果比起在同一城市里的那些大酒店来。很本色的冷酒店还有小到只有三两张桌子的，临窗或者靠壁而放。桌子下面，往往塞有一个酒坛，桌子不大，而酒坛却不小，坐下来这一双脚简直叫你不晓得如何安顿才是，所以有“黄泥脚杆”的朋友走来，便一只脚落地，一只脚缩在凳子而坐，一杯在手，那样子倒真是“安逸”的。不过我们却并不这样，还保持着一份知识分子的矜持，对于古代文人的放浪形骸，当然更是“敬谢不敏”了。而那些酒杯，其实是一种比较小的酒碗了，粗瓷烧成的，对于我们也是不很合适。这些冷酒店里卖的不是柑酒便是曲酒，都是性子很大的，平日既非贪杯之徒，相对举杯，其意当然不在酒，杯大量小，往往弄得面红耳赤，不能喝而偏要喝，我们应该面有愧色的吧。不能吃酒，但却很能吃下酒之物，而所有的下酒之物，也不过豆子、花生、豆腐干之类而已。“黄泥脚杆”们就恰和我们相反了，酒是能吃的，下酒之物却用不着什么，二碟干豇豆送二三杯酒是常事，他们是省俭得很的。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几个本地人一起来喝酒，临走大家都争着开钱，有的人做出掏钱又做出拦住别人付钱的样子，叫“么师”(川语堂倌、伙计之意)说：“不收，我的。！不收！我的！”意思是不收别人的，但连起来便成为“不收我的”了。
“黄泥脚杆”们多半在黄昏已到，黑夜将临之际出现于冷酒店中，三杯下肚，可洗的疲劳，这小小的地方便成了他们的夜总会，我们的加入，倒似乎有些不调和的，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也就可以搭讪地谈起来了。这些地方照例贴有“官方有令，莫谈国事”的条子，但由于敌人的“胜利逼人”，独山失守震撼了四川的人心，大家也就不免违令谈谈了，悲观，绝望，或者满脸愤激之色，四川_的那一句很有名的口头语“格老子”是被用得很多了，虽然不过是随便谈谈，但似乎谁的心里都有着一个“要上山了吧”的预感，上山打游击，下层的人与官老爷自然不同，他们绝不会想到要躲到西康去偏安的。
这些冷酒店多半是纸窗瓦屋，仅可容膝，雾季里早晚都有雾来封窗子，不待三杯下肚便已有一片朦胧了，这正是文人雅士们所追求的境界，醉眼惺忪，大可以逃避他们莫名的哀愁。然而，只要是一个心地还没有空灵到胸绝点尘的人，他是往往会被一种有力的声音唤醒过来的。重庆是众所周知的山城，但却并不乏水，两条江在它的脚下分进而又合流，当地的人把它们叫做大河、小河，其实就是长江和嘉陵江，这两条江差不多把这座山城三面环在水里了。只要是偏僻一点的处所，临窗百十尺下，往往不是长江便是嘉陵江在流着，如果愿意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我们大可以说它们是在静静地流着。然而实际上却颇有喧嚷，时有船过，摇桨的有橹歌，拉纤的更是不停地唱着，声音是低沉的，但音波的震动却足以使一个人矍然而惊还有余，有流水的地方就有这种声音，到处都是一样，谁也都会听过。但在那时，多少人都消沉绝望啊！在那种地方，雾迷住了一切，只有石头不会哭泣的所在，这声音就更富有启示的意义。
……
全书是以《大地和人》作为开端的。从中州到春城昆明，从草堂到雾都重庆，我们跟作者一道体验了他的游踪。真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但赏花，还赏星，甚至赏苔。他对季节的变化异常敏感，写盛夏、秋日以至重阳和冬至。他从吃写到穿。他不但爱草木，爱猫狗，甚至还写流萤。他一边玩赏着，一边在品味着人生的真谛。
——萧乾《半个世纪的丰收》
全书是以《大地和人》作为开端的。从中州到春城昆明，从草堂到雾都重庆，我们跟作者一道体验了他的游踪。真是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不但赏花，还赏星，甚至赏苔。他对季节的变化异常敏感，写盛夏、秋日以至重阳和冬至。他从吃写到穿。他不但爱草木，爱猫狗，甚至还写流萤。他一边玩赏着，一边在品味着人生的真谛。
——萧乾《半个世纪的丰收》
罗孚先生于1965年在香港南苑书屋出版了散文集《西窗小品》，1992年在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了文集《香港文丛·丝韦卷》，这些都是作者多年来在香港和大陆的有关报刊上发表的散文、杂文和随笔。本书汇集了《西窗小品》和《香港文丛·丝韦卷》中的“大地与人”、“杂感”等内容并重新编辑，以《西窗小品》名之。
到重庆的时候正是抗战中很黑暗的那一段日子。中原大败之后接着是湘桂的一泻千里，很可耻的湘桂大撤退开始了，于是凄然地和故乡作别，加人西去的洪流，我逃难到了重庆。那时候朋友们中间还很有一些人欢喜弄弄旧诗，一个朋友替我作诗送行说：“湖湘兵事似山颓，蒿目东南倍可哀，此去都门应一问，满途涕泪为谁来？”
满途涕泪？实际上是不止于涕泪的，如今回想起来，还不由得令人悲愤而颤栗，那其实是满路死亡了。
一个西方的哲人说：“当你生存时且思索那死。”那满路的死亡真是多种多棒的：有的在火车上被挤死了；有的在车厢上面坐着，穿过隧道时给山石压榨成肉浆了；有的在车厢下面用绳子挂一块木板躺着的，不小心给摔在铁轨上，车轮过处，而一命呜呼了。我们曾经开玩笑叫这火车为五等客车，从很下层算起，车厢下面的木板是一等，车厢的地板是一等，座位上是一等，搁行李的架子又是一等，而车顶上也可自成一等的。
这只是发生在火车上的死亡，走在路上的人死亡可更多了：死于劳累，死于疫病，死于劫夺，死于饥饿……甚至于还死于糊里糊涂的“盟友”手里，在一个叫做六甲的黔桂路的小站上，便曾有美国飞机找错了对象，炸死了上万的人。
后来还从成都的一份小报上看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故事：一个人把他相依为命的一架钢琴从广西搬到贵州的边境上便无法再搬运过去，那时许多人都是出走无车的，许多人则为了坐车而被敲诈得囊空如洗了。前无车坐，后有追兵，那架钢琴的主人便只好和他的所爱告别，在一个月光之夜，于树下草中坐弹了一个通宵，便弃琴而去了。
这也许是一个传闻失实的故事吧，然而在我们听了，却不禁低徊欲绝，有一种焚琴煮鹤，或者“广陵散从此绝矣”的凄凉的味道。
我就是在这样的场景里到了重庆。由于走得比较早，只是在五等车厢里挤过一阵而已，还不能算狼狈而逃。其实“逃难”这个词儿也只有草野之民才肯用它，衙门里的官腔是只有“疏散”而并无“逃难”的，大概是为了力求雅驯的缘故。记得《东方的撤退》(一本记述缅甸沦陷前后发生的一些混乱情形的通讯集)里说到，有一个在缅甸的英国小姐当时从仰光飞到了印度，有人和她谈起逃难这回事，她板起面孔冷冷地回答：“我不是逃难，我是疏散。”这位“疏散”的小姐的身份我是记不清了，不过总是系出那些骑在殖民地人民头上的白色老爷之门的。“上帝的归于上帝，撒旦的归于撒旦”，东方和西方，黄色和白色，这其问是多么相同啊！不是“逃难”，只是“疏散”！
也许是大家都有满腹的牢骚吧，到了重庆，我们一些混得熟的人便常常爱聚众喝酒了。这使我开始注意到重庆的酒店之多，那些多半是冷酒店，所谓冷酒店者，便是只卖冷酒，不炒热菜的，就连热酒也没有。这些小店称之为酒店实在是未免僭越了，如果比起在同一城市里的那些大酒店来。很本色的冷酒店还有小到只有三两张桌子的，临窗或者靠壁而放。桌子下面，往往塞有一个酒坛，桌子不大，而酒坛却不小，坐下来这一双脚简直叫你不晓得如何安顿才是，所以有“黄泥脚杆”的朋友走来，便一只脚落地，一只脚缩在凳子而坐，一杯在手，那样子倒真是“安逸”的。不过我们却并不这样，还保持着一份知识分子的矜持，对于古代文人的放浪形骸，当然更是“敬谢不敏”了。而那些酒杯，其实是一种比较小的酒碗了，粗瓷烧成的，对于我们也是不很合适。这些冷酒店里卖的不是柑酒便是曲酒，都是性子很大的，平日既非贪杯之徒，相对举杯，其意当然不在酒，杯大量小，往往弄得面红耳赤，不能喝而偏要喝，我们应该面有愧色的吧。不能吃酒，但却很能吃下酒之物，而所有的下酒之物，也不过豆子、花生、豆腐干之类而已。“黄泥脚杆”们就恰和我们相反了，酒是能吃的，下酒之物却用不着什么，二碟干豇豆送二三杯酒是常事，他们是省俭得很的。相传有这么一个笑话：几个本地人一起来喝酒，临走大家都争着开钱，有的人做出掏钱又做出拦住别人付钱的样子，叫“么师”(川语堂倌、伙计之意)说：“不收，我的。！不收！我的！”意思是不收别人的，但连起来便成为“不收我的”了。
“黄泥脚杆”们多半在黄昏已到，黑夜将临之际出现于冷酒店中，三杯下肚，可洗的疲劳，这小小的地方便成了他们的夜总会，我们的加入，倒似乎有些不调和的，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也就可以搭讪地谈起来了。这些地方照例贴有“官方有令，莫谈国事”的条子，但由于敌人的“胜利逼人”，独山失守震撼了四川的人心，大家也就不免违令谈谈了，悲观，绝望，或者满脸愤激之色，四川_的那一句很有名的口头语“格老子”是被用得很多了，虽然不过是随便谈谈，但似乎谁的心里都有着一个“要上山了吧”的预感，上山打游击，下层的人与官老爷自然不同，他们绝不会想到要躲到西康去偏安的。
这些冷酒店多半是纸窗瓦屋，仅可容膝，雾季里早晚都有雾来封窗子，不待三杯下肚便已有一片朦胧了，这正是文人雅士们所追求的境界，醉眼惺忪，大可以逃避他们莫名的哀愁。然而，只要是一个心地还没有空灵到胸绝点尘的人，他是往往会被一种有力的声音唤醒过来的。重庆是众所周知的山城，但却并不乏水，两条江在它的脚下分进而又合流，当地的人把它们叫做大河、小河，其实就是长江和嘉陵江，这两条江差不多把这座山城三面环在水里了。只要是偏僻一点的处所，临窗百十尺下，往往不是长江便是嘉陵江在流着，如果愿意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我们大可以说它们是在静静地流着。然而实际上却颇有喧嚷，时有船过，摇桨的有橹歌，拉纤的更是不停地唱着，声音是低沉的，但音波的震动却足以使一个人矍然而惊还有余，有流水的地方就有这种声音，到处都是一样，谁也都会听过。但在那时，多少人都消沉绝望啊！在那种地方，雾迷住了一切，只有石头不会哭泣的所在，这声音就更富有启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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