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考
该书原名《经义存亡考》，只列存、亡二例，后分列存、阙、佚、未见四例，因改名《经义考》。其书将历代经籍分为御注救撰、《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家学、自述凡二十余类，下列书目。于每一书下，首列作者、卷数，若卷数有异同者，则注明某书作几卷。然后考述该书存、佚、阙、未见各情形，并一一详载该书序、跋及诸家评论，若有己见者，则以案语形式附于卷末。另有原属某经但又自成卷帙的经籍，如《周易》之《系辞注》，《尚书》之《洪范五行传》、《大戴礼记》之《夏小正》等，均一并附于该经之后。全书搜罗广博，考证赅洽，资料丰富，对研究古代经籍及有关文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于“上下二千年间，元元本本，使传经原委，一一可稽，亦可以云详赡矣。”但由于作者见闻以及资料方面的限制，该书所考一些经籍的佚、阙情形不尽确切，其后翁方纲撰《经义考补正》一书，多所补充订正，可参考。
该书主要有《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本等。
中国经学文献的专科目录。清朱彝尊撰，卢见曾编。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代经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曾参与修纂《明史》，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
《经义考》是朱彝尊辞官以后据从前见闻，考察古今经学文献，于1695～1699年间撰成的。原名《经义存亡考》，1705年开始刊行，当时只刊行半部(至春秋类)。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在淮南朱彝尊的孙儿朱稻孙处见到《经义考》未刻部分的原稿，于是重新编纂校勘，增加凡例，于1755年完成，共300卷，改名为《经义考》。
《经义考》首录御注、敕撰的经学书籍3卷，再录经学文献27类297卷，其类目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考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家学、自述，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4卷有录无书，当是撰辑未竟。所收经书均先著录撰人姓名、书名、卷(篇)数，注明存、阙、佚、未见和伪书。然后辑录原书序跋，介绍诸儒学说、经学派别及著者生平事迹。最后是按语，为朱彝尊自己的考订。
清翁方纲依《经义考》体例撰的《经义考补正》(1792)12卷，可补该书不足。此外，沈廷芳撰有《续经义考》等。
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通考历代经义，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关于该书问世原因，一种观点认为，该书是朱氏晚年“著书自娱”的产物。持这种观点的有陈廷敬、田凤台等。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系朱氏惧经学遗编之放失而作。持此说者有朱稻孙、周中孚、翁衍相等。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均源于朱氏本人（见其《寄礼部韩尚书书》，参下文所引），而未免过于简单。如果把《经义考》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那么，该书之问世，既是经学、目录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同时还与朱彝尊生平经历密切相关，是其一生治学心血的结晶。现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以论析。
朱彝尊撰《经义考》，在上述表征之外，还应归因于他对六经的醉心与尊崇。在朱彝尊看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及遗泽所在，因此，他宁愿做一个躬耕墓田而能读圣人之书的林户。他赞叹道：“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又自陈云：“彝尊不学，狃于章句，六经之所无者，不敢遽定其有。”一切以六经为依归，因而极力主张在《明史》中设《儒林传》，以涵包《道学传》：
(查看原作，阅读更多)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
除论史外，复以论文：“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朱氏以六经为文章之源，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历代创作，指导作文之法。可以推论的是，在宗社倾覆、抗清无望的情况下，搜辑遗逸，网罗放失，撰成集历代经义之大成的著作，不失为一种有所担当的明智选择。朝代可以更迭，圣人之道、六经之教，绝不可废，当是朱氏坚守不渝的信念。
经义考的目录：
该书主要有《四库全书》和《四部备要》本等。
中国经学文献的专科目录。清朱彝尊撰，卢见曾编。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代经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曾参与修纂《明史》，著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
《经义考》是朱彝尊辞官以后据从前见闻，考察古今经学文献，于1695～1699年间撰成的。原名《经义存亡考》，1705年开始刊行，当时只刊行半部(至春秋类)。乾隆十八年(1753)卢见曾在淮南朱彝尊的孙儿朱稻孙处见到《经义考》未刻部分的原稿，于是重新编纂校勘，增加凡例，于1755年完成，共300卷，改名为《经义考》。
《经义考》首录御注、敕撰的经学书籍3卷，再录经学文献27类297卷，其类目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通礼、乐、春秋、论语、考经、孟子、尔雅、群经、四书、逸经、毖纬、拟经、承师、宣讲、立学、刊石书壁、镂版、著录、通说、家学、自述，其中宣讲、立学、家学、自述4卷有录无书，当是撰辑未竟。所收经书均先著录撰人姓名、书名、卷(篇)数，注明存、阙、佚、未见和伪书。然后辑录原书序跋，介绍诸儒学说、经学派别及著者生平事迹。最后是按语，为朱彝尊自己的考订。
清翁方纲依《经义考》体例撰的《经义考补正》(1792)12卷，可补该书不足。此外，沈廷芳撰有《续经义考》等。
朱彝尊《经义考》三百卷，通考历代经义，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关于该书问世原因，一种观点认为，该书是朱氏晚年“著书自娱”的产物。持这种观点的有陈廷敬、田凤台等。另一种观点认为，该书系朱氏惧经学遗编之放失而作。持此说者有朱稻孙、周中孚、翁衍相等。以上两种观点，实际上均源于朱氏本人（见其《寄礼部韩尚书书》，参下文所引），而未免过于简单。如果把《经义考》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那么，该书之问世，既是经学、目录学发展的结果，也是清初征实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同时还与朱彝尊生平经历密切相关，是其一生治学心血的结晶。现对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加以论析。
朱彝尊撰《经义考》，在上述表征之外，还应归因于他对六经的醉心与尊崇。在朱彝尊看来，六经为圣人载道之具及遗泽所在，因此，他宁愿做一个躬耕墓田而能读圣人之书的林户。他赞叹道：“六经之义，如江河日月，无所不该。”又自陈云：“彝尊不学，狃于章句，六经之所无者，不敢遽定其有。”一切以六经为依归，因而极力主张在《明史》中设《儒林传》，以涵包《道学传》：
(查看原作，阅读更多)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会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
除论史外，复以论文：“是则六经者，文之源也，足以尽天下之情、之辞、之政、之心，不入于虚伪而归于有用。”“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朱氏以六经为文章之源，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历代创作，指导作文之法。可以推论的是，在宗社倾覆、抗清无望的情况下，搜辑遗逸，网罗放失，撰成集历代经义之大成的著作，不失为一种有所担当的明智选择。朝代可以更迭，圣人之道、六经之教，绝不可废，当是朱氏坚守不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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