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这出戏：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
医疗领域已经发生的事，很可能即将延伸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扮演关键角色的发明就是生物传感器。在人们将它们穿戴上或植入人体之后，生物传感器就能将各种生物程序转换成计算机能够存储、分析的电子信息。只要有了足够的生物统计数据及运算能力，外部的数据处理系统就能进入你的身体，得知你所有的欲望、决定和意见。换言之，它们能够完全知道你是怎样的人。
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我是到了21岁，才终于走出几年的自我否认，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而我绝非特例，许多同性恋男性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无法肯定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想象一下2050年的情况，或许有算法可以告诉青少年他位于同性恋（或异性恋）光谱的哪个位置（甚至还能告诉他这个位置有多容易受影响而移动）。或许，这个算法会先显示出一些性感男女的照片或影片，再追踪你的眼球移动、血压和大脑活动，只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找出你在金赛量表上的数字。如果早有这种程序，我就不用那么多年都活得如此受挫了。或许你并不想做这种测试，但有那么一天，你和一群朋友一起去参加另一个朋友的无聊生日派对，有人提议所有人都来玩玩这个超酷的新算法。做测试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围观，还会对结果七嘴八舌，你要直接掉头走人吗？
就算你真的掉头离开，继续躲着自己、躲着同学，你也躲不过亚马逊、阿里巴巴或秘密警察。每当你浏览网站、看YouTube视频、阅读社交媒体的动态，算法都会偷偷监控你、分析你，再告诉可口可乐公司，如果要卖给你碳酸饮料，该用的广告模特儿是拥有8块腹肌的猛男，而不是身材火辣的美女。你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但它们对这一切却了如指掌，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卖几十亿美元。
但同样，或许这一切将会是完全公开的事，所有人心甘情愿地分享自己的信息，以获得更好的建议，最后直接让算法为他们做出决定。一开始只是些简单的事，比如该看哪部电影。打算和一群朋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吗？首先就要决定看哪部电影。或许在50年前你别无选择，但今天有了各种随选即看的服务，足足有几千部电影任你挑选。这下要让大家意见一致就难了，可能有人喜欢科幻惊悚片，有人喜欢浪漫喜剧片，有人又说要看法国艺术片。到头来妥协的结果，可能就是挑了某部无聊的B级电影，人人都不满意。
此时算法可以派上用场。只要告诉它，你们每个人以前最爱看的是哪几部电影，算法就能根据其庞大的统计数据库，找出最适合你们这群人的完美电影。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算法还太粗糙，容易出错，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自己说喜欢什么，常常并不能反映出你真正的喜好。常有的事情是，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某部影片真是神作，觉得不看不行，结果自己看到一半就睡到不省人事，但事后觉得可不能让人认为自己是个俗人，所以还是要向大家声称这部片子真是太好看了。
这种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与其根据我们自己提供的不可靠信息做决定，不如允许算法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收集实时数据。算法可以直截了当地监控我们看完了哪些电影，又有哪些是中途就放弃了的。就算我们告诉所有人《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但算法知道我们从来就没能观看此片超过半小时，根本没看过片尾亚特兰大陷入火海的场景。
算法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工程师正在研发软件，希望能通过人类眼部及脸部肌肉的动作来监测情绪。这样一来，只要在电视机上再装一个足够好的摄像头，这种软件就能知道哪些场景让我们发笑，哪些场景使我们哀伤，又有哪些场景令我们感到无聊。再进一步的做法，如果算法能够与生物传感器连接，算法就能知道每个画面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跳、血压和大脑活动。假设我们看着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算法可能会发现，那个强---奸-场景让我们起了一点儿难以察觉的性兴奋；文森特不小心一枪爆了马文的头，我们知道不该笑，但都笑了；还有那个关于大魔法师汉堡（Big Kahuna Burger）的笑话，其实我们看不懂，但都赶快跟着笑，以免被别人发现。人在假笑的时候，运用的大脑回路和肌肉其实和真心大笑不同，虽然人类通常察觉不到，但这个细节生物传感器可不会放过。
英文单词“television”（电视）的语源，分别来自希腊文的tele（远），以及拉丁文的visio（视界），原本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事物，但很快就可能是让别人从远方看见我们。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的想象，我们看着电视的时候，电视也正看着我们。等到我们把整部《低俗小说》看完之后，可能早就忘了大半情节。然而，网飞（Netflix）、亚马逊或任何拥有这套电视算法的人，将会知道我们的性格类型，也知道怎样能触动我们的情绪。有了这些数据，网飞和亚马逊除了能帮我们挑片挑得精准无比，更能够为我们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比如该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
当然，要求亚马逊永远不犯错，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管是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目标定义不明，还是生命本来就是一团混乱，总之各家算法一定会时不时犯下各种错误。然而，亚马逊并不需要做到完美，只要能比我们这些人类强就行了。而且这并不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也总是在做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时犯下可怕的错误。比起算法，人类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基因或文化上）、目标定义不明、生命一团混乱而犯下错误的机会，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可以列出算法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人类永远不会信任算法。这有点儿像列出民主的所有弊端，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种制度。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说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民主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对是错，人类都可能对大数据算法得到相同的结论：虽然算法漏洞百出，但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了解人类的决策机制，对算法的依赖可能也会越来越强烈。掌握人类的决策机制之后，就能提升大数据算法的可靠性，但同时也降低了人类感受的可靠性。而当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成功进入我们这套人体操作系统时，人类就将面临铺天盖地的种种精准操纵、广告和宣传。到时候，要操纵我们的观点和情绪将非常简单，于是我们也不得不依赖算法来反制，就像飞行员一旦因为眩晕而产生空间迷向，就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必须全然相信仪器。
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完全没有选择，只能被迫服从大数据算法的决定。然而，就算是在理论上自由的社会里，算法也可能成为权威，因为经验让我们把越来越多的问题交给算法来处理，最后也就逐渐失去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只要简单回想一下，短短不到20年，就已经有几十亿人把一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全然交付给了谷歌搜索算法：搜索相关、可信赖的信息。我们不再自己去搜索信息，而是都靠“谷歌一下”。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谷歌来寻找答案，自己搜索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今日的“真相”，已经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来定义。
人类的身\_体能力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以找路为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用谷歌来导航。到了十字路口，虽然直觉可能是让他们左转，但谷歌地图说右转。在过去，他们大概会听从直觉，结果一左转就遇上堵车，最后错过了重要会议。于是，下一次他们决定听谷歌的，向右转，并且准时到达目的地。就这样，他们从经验中学会了要相信谷歌。一两年后，他们已经习惯了盲目遵照谷歌地图的指示，如果智能手机死机，他们将完全手足无措。
2012年3月，三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日本游客决定到一个小岛上一日游，结果却把车一头开进了太平洋。21岁的司机野田后来说，她只是按照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指示开车，“GPS说我们可以开过去，它一直说会把我们带到一条路上。然后我们就开进了海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有人冲进湖里，有人栽到桥下，显然都是开车的时候太听GPS的话。找路的能力就像肌肉，用进废退。选择伴侣或选择从事哪个职业的能力，也是如此。
每年都有几百万名年轻人要决定大学读什么专业。这是个既重要又困难的决定。父母、朋友和师长各有想法，让你深感压力，而且，你还有自己背负的恐惧和想象。你的判断力受到各种好莱坞大片、垃圾小说和高明的广告活动的笼罩和操纵。要做个明智的抉择真的很难，尤其是你根本不知道想在不同的行业出人头地，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而且，你真的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吗？优秀的律师要具备什么条件？我能面对压力吗？我有团队合作精神吗？
一个学生之所以去学法律，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解，甚至可能是因为对律师工作有错误的想象（律师可不会每天上演慷慨激昂的辩论，一再高喊：“我反对，法官大人！”）。与此同时，她的朋友决定实现童年的梦想，虽然身\_体条件不佳，也缺乏自律，但还是进了专业芭蕾舞学校。几年后，这两个人都非常后悔。但在未来，或许我们就能靠谷歌来为我们做出这些决定。谷歌会告诉我，我上法学院或芭蕾舞学校就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当个心理学家或水电工，将会非常出色（而且非常快乐）。
一旦人工智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该选择哪个职业，甚至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对人性和生命的概念将不得不改变。人类习惯把生命看成一场由一连串的抉择构成的大戏。在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眼中，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行动者，不断对世界做出各种选择。众多文艺作品（无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丁的小说，还是滥俗的好莱坞喜剧），通常讲的都是某个英雄做了什么特别重要的决定。哈姆雷特问：生存还是毁灭？麦克白问：是听从妻子的话刺杀邓肯国王，还是听从自己的良心放过他？《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则问：是嫁给柯林斯先生，还是达西先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重视这场决策大戏，认为究竟是得到永恒的救赎还是永世的诅咒，取决于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随着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做决定，这种对生命的观点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现在我们只是信赖由网飞来推荐电影，由谷歌地图来决定该往左还是该往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交由人工智能来决定要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人类的生命就不再是一场决策大戏了。民主选举、自由市场，这些机制将会失去意义，而且大多数宗教和艺术品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拿出智能手机，问问脸谱网算法，她是该继续和卡列宁长相厮守，还是和时髦的伏伦斯基伯爵私奔？又或者你最爱的任何一出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角色居然一遇到重要决定就先请教谷歌算法？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生活大概确实能过得更舒适，但那究竟算是什么生活？我们有什么理论模式，能把这种生活说出个道理？
随着权威从人类转向算法，世界可能不再是一个自主的、人们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剧场。相反，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据流，每个有机体不过是一套生化算法。至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任务，则是打造一套无所不包的数据处理系统，然后与系统融为一体。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像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芯片，装在一个大到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数据处理系统之中。以我本人为例，我每天都要通过电子邮件、推文和各种文章吸收无数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之后，又要通过更多的电子邮件、推文和文章，传回新的资料。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一切的背后有什么宏观的架构，我所产出的数据将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计算机产生的数据连接。很遗憾，我没有时间找出答案，光是回信就已经让我焦头烂额。
作者： 尤瓦尔・赫拉利
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我是到了21岁，才终于走出几年的自我否认，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而我绝非特例，许多同性恋男性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无法肯定自己的性取向。现在想象一下2050年的情况，或许有算法可以告诉青少年他位于同性恋（或异性恋）光谱的哪个位置（甚至还能告诉他这个位置有多容易受影响而移动）。或许，这个算法会先显示出一些性感男女的照片或影片，再追踪你的眼球移动、血压和大脑活动，只要短短的5分钟，就能找出你在金赛量表上的数字。如果早有这种程序，我就不用那么多年都活得如此受挫了。或许你并不想做这种测试，但有那么一天，你和一群朋友一起去参加另一个朋友的无聊生日派对，有人提议所有人都来玩玩这个超酷的新算法。做测试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围观，还会对结果七嘴八舌，你要直接掉头走人吗？
就算你真的掉头离开，继续躲着自己、躲着同学，你也躲不过亚马逊、阿里巴巴或秘密警察。每当你浏览网站、看YouTube视频、阅读社交媒体的动态，算法都会偷偷监控你、分析你，再告诉可口可乐公司，如果要卖给你碳酸饮料，该用的广告模特儿是拥有8块腹肌的猛男，而不是身材火辣的美女。你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但它们对这一切却了如指掌，而且这些信息可以卖几十亿美元。
但同样，或许这一切将会是完全公开的事，所有人心甘情愿地分享自己的信息，以获得更好的建议，最后直接让算法为他们做出决定。一开始只是些简单的事，比如该看哪部电影。打算和一群朋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共度一个愉快的晚上吗？首先就要决定看哪部电影。或许在50年前你别无选择，但今天有了各种随选即看的服务，足足有几千部电影任你挑选。这下要让大家意见一致就难了，可能有人喜欢科幻惊悚片，有人喜欢浪漫喜剧片，有人又说要看法国艺术片。到头来妥协的结果，可能就是挑了某部无聊的B级电影，人人都不满意。
此时算法可以派上用场。只要告诉它，你们每个人以前最爱看的是哪几部电影，算法就能根据其庞大的统计数据库，找出最适合你们这群人的完美电影。但遗憾的是，这样的算法还太粗糙，容易出错，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自己说喜欢什么，常常并不能反映出你真正的喜好。常有的事情是，我们听到很多人说某部影片真是神作，觉得不看不行，结果自己看到一半就睡到不省人事，但事后觉得可不能让人认为自己是个俗人，所以还是要向大家声称这部片子真是太好看了。
这种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与其根据我们自己提供的不可靠信息做决定，不如允许算法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收集实时数据。算法可以直截了当地监控我们看完了哪些电影，又有哪些是中途就放弃了的。就算我们告诉所有人《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真是史上最棒的电影，但算法知道我们从来就没能观看此片超过半小时，根本没看过片尾亚特兰大陷入火海的场景。
算法能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工程师正在研发软件，希望能通过人类眼部及脸部肌肉的动作来监测情绪。这样一来，只要在电视机上再装一个足够好的摄像头，这种软件就能知道哪些场景让我们发笑，哪些场景使我们哀伤，又有哪些场景令我们感到无聊。再进一步的做法，如果算法能够与生物传感器连接，算法就能知道每个画面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跳、血压和大脑活动。假设我们看着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算法可能会发现，那个强---奸-场景让我们起了一点儿难以察觉的性兴奋；文森特不小心一枪爆了马文的头，我们知道不该笑，但都笑了；还有那个关于大魔法师汉堡（Big Kahuna Burger）的笑话，其实我们看不懂，但都赶快跟着笑，以免被别人发现。人在假笑的时候，运用的大脑回路和肌肉其实和真心大笑不同，虽然人类通常察觉不到，但这个细节生物传感器可不会放过。
英文单词“television”（电视）的语源，分别来自希腊文的tele（远），以及拉丁文的visio（视界），原本是要让我们可以看到远方的事物，但很快就可能是让别人从远方看见我们。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的想象，我们看着电视的时候，电视也正看着我们。等到我们把整部《低俗小说》看完之后，可能早就忘了大半情节。然而，网飞（Netflix）、亚马逊或任何拥有这套电视算法的人，将会知道我们的性格类型，也知道怎样能触动我们的情绪。有了这些数据，网飞和亚马逊除了能帮我们挑片挑得精准无比，更能够为我们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比如该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
当然，要求亚马逊永远不犯错，那是不可能的事。不管是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目标定义不明，还是生命本来就是一团混乱，总之各家算法一定会时不时犯下各种错误。然而，亚马逊并不需要做到完美，只要能比我们这些人类强就行了。而且这并不难，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太了解自己，也总是在做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时犯下可怕的错误。比起算法，人类因为数据不足、程序错误（基因或文化上）、目标定义不明、生命一团混乱而犯下错误的机会，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谁都可以列出算法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人类永远不会信任算法。这有点儿像列出民主的所有弊端，然后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支持这种制度。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说除了其他所有制度之外，民主是全世界最糟糕的政治制度。不论是对是错，人类都可能对大数据算法得到相同的结论：虽然算法漏洞百出，但我们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随着科学家越来越了解人类的决策机制，对算法的依赖可能也会越来越强烈。掌握人类的决策机制之后，就能提升大数据算法的可靠性，但同时也降低了人类感受的可靠性。而当政府和企业都能够成功进入我们这套人体操作系统时，人类就将面临铺天盖地的种种精准操纵、广告和宣传。到时候，要操纵我们的观点和情绪将非常简单，于是我们也不得不依赖算法来反制，就像飞行员一旦因为眩晕而产生空间迷向，就不能再相信自己的感官，而必须全然相信仪器。
在某些国家和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完全没有选择，只能被迫服从大数据算法的决定。然而，就算是在理论上自由的社会里，算法也可能成为权威，因为经验让我们把越来越多的问题交给算法来处理，最后也就逐渐失去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只要简单回想一下，短短不到20年，就已经有几十亿人把一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任务全然交付给了谷歌搜索算法：搜索相关、可信赖的信息。我们不再自己去搜索信息，而是都靠“谷歌一下”。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谷歌来寻找答案，自己搜索信息的能力就会下降。今日的“真相”，已经是由谷歌搜索排名最靠前的结果来定义。
人类的身\_体能力也正在发生这种情况。以找路为例，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用谷歌来导航。到了十字路口，虽然直觉可能是让他们左转，但谷歌地图说右转。在过去，他们大概会听从直觉，结果一左转就遇上堵车，最后错过了重要会议。于是，下一次他们决定听谷歌的，向右转，并且准时到达目的地。就这样，他们从经验中学会了要相信谷歌。一两年后，他们已经习惯了盲目遵照谷歌地图的指示，如果智能手机死机，他们将完全手足无措。
2012年3月，三名在澳大利亚旅游的日本游客决定到一个小岛上一日游，结果却把车一头开进了太平洋。21岁的司机野田后来说，她只是按照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指示开车，“GPS说我们可以开过去，它一直说会把我们带到一条路上。然后我们就开进了海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有人冲进湖里，有人栽到桥下，显然都是开车的时候太听GPS的话。找路的能力就像肌肉，用进废退。选择伴侣或选择从事哪个职业的能力，也是如此。
每年都有几百万名年轻人要决定大学读什么专业。这是个既重要又困难的决定。父母、朋友和师长各有想法，让你深感压力，而且，你还有自己背负的恐惧和想象。你的判断力受到各种好莱坞大片、垃圾小说和高明的广告活动的笼罩和操纵。要做个明智的抉择真的很难，尤其是你根本不知道想在不同的行业出人头地，到底需要什么条件。而且，你真的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吗？优秀的律师要具备什么条件？我能面对压力吗？我有团队合作精神吗？
一个学生之所以去学法律，有可能是因为对自己的能力不够了解，甚至可能是因为对律师工作有错误的想象（律师可不会每天上演慷慨激昂的辩论，一再高喊：“我反对，法官大人！”）。与此同时，她的朋友决定实现童年的梦想，虽然身\_体条件不佳，也缺乏自律，但还是进了专业芭蕾舞学校。几年后，这两个人都非常后悔。但在未来，或许我们就能靠谷歌来为我们做出这些决定。谷歌会告诉我，我上法学院或芭蕾舞学校就是浪费时间，但如果当个心理学家或水电工，将会非常出色（而且非常快乐）。
一旦人工智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该选择哪个职业，甚至怎样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对人性和生命的概念将不得不改变。人类习惯把生命看成一场由一连串的抉择构成的大戏。在自由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眼中，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行动者，不断对世界做出各种选择。众多文艺作品（无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简·奥斯丁的小说，还是滥俗的好莱坞喜剧），通常讲的都是某个英雄做了什么特别重要的决定。哈姆雷特问：生存还是毁灭？麦克白问：是听从妻子的话刺杀邓肯国王，还是听从自己的良心放过他？《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则问：是嫁给柯林斯先生，还是达西先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重视这场决策大戏，认为究竟是得到永恒的救赎还是永世的诅咒，取决于能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随着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来做决定，这种对生命的观点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现在我们只是信赖由网飞来推荐电影，由谷歌地图来决定该往左还是该往右。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交由人工智能来决定要读什么专业、在哪里工作、和谁结婚，人类的生命就不再是一场决策大戏了。民主选举、自由市场，这些机制将会失去意义，而且大多数宗教和艺术品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拿出智能手机，问问脸谱网算法，她是该继续和卡列宁长相厮守，还是和时髦的伏伦斯基伯爵私奔？又或者你最爱的任何一出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角色居然一遇到重要决定就先请教谷歌算法？哈姆雷特和麦克白的生活大概确实能过得更舒适，但那究竟算是什么生活？我们有什么理论模式，能把这种生活说出个道理？
随着权威从人类转向算法，世界可能不再是一个自主的、人们努力做出正确选择的剧场。相反，我们可能会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据流，每个有机体不过是一套生化算法。至于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任务，则是打造一套无所不包的数据处理系统，然后与系统融为一体。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像一个又一个小小的芯片，装在一个大到没有人真正理解的数据处理系统之中。以我本人为例，我每天都要通过电子邮件、推文和各种文章吸收无数的数据，处理这些数据之后，又要通过更多的电子邮件、推文和文章，传回新的资料。我真的不知道这世界上一切的背后有什么宏观的架构，我所产出的数据将如何与其他几十亿人或计算机产生的数据连接。很遗憾，我没有时间找出答案，光是回信就已经让我焦头烂额。
作者： 尤瓦尔・赫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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