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全球都以为人类将迈向人人平等，而全球化和新技术则会让我们走得更快。但实际上，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却可能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人类似乎就要达成全球统一，但人类这个物种却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
不平等的状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早在三万年前的狩猎采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坟墓极尽奢华，身边满是象牙珠、手镯、珠宝和手工艺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就草草埋葬。虽然如此，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农业革命之后，财产不断增加，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拥有土地、动物、植物和工具之后，僵化的等级社会出现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垄断了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人类也学会了接受这种情况，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能是天命难违。在这种想法之下，等级制度不仅是常态，更是理想。如果贵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为一谈而没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和诗人都会耐心地解释说，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平等一样（脚得听头的话），如果在人类社会要求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但到了现代晚期，平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理想。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新思想的兴起，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业革命使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业化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哪种政体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国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它们需要几百万健康的劳动者在生产线工作，需要几百万个忠诚的士兵在战壕里作战。
因此，20世纪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缩小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虽然2000年的世界还有等级之分，但已经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许多。在21世纪的头几年，人们预期推动平等的进程还会持续，甚至加速，特别是希望全球化将会把繁荣带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与芬兰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机会和特权。整整一代人都听着这个承诺长大。
现在看来，这项承诺大概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全球化确实让许多人受益，但有迹象显示，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少数人逐渐垄断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数十亿人则被弃之不顾。现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经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
事情还可能更为恶化。前几章已经提过，人工智能兴起可能会让大多数人类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同时，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级富豪终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财富的目标了。迄今为止，能用钱买到的顶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买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姓的时刻。
在人类历史上，富人和贵族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让他们大权在握。但就我们所知，事实不然。平均来说，公爵并不比农民更具天赋，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别，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经济歧视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贫民更有天赋、更具创意、更为聪明。等到贫富之间出现真正的能力差异，要再拉近几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运用优秀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自己，而且拥有更多的钱就能买到更强的身\_体和大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只会越来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
因此，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众不再具备经济与政治上的力量，国家对国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资意愿也可能降低。成了多余的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时候，民众的未来只能依赖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这种善意能维持几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难（例如气候突变），要把多余的人抛到脑后实在太诱人，也太简单。
像法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长久以来抱持自由主义的信仰、福利国家的作风，虽然精英已经不再需要民众，但或许仍然愿意继续为民众提供照顾。然而如果是在比较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一有机会，精英群体可能就会立刻打破福利国家的制度。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情况就更为严峻：一旦民众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不平等的状况就会迅猛发展。
这样一来，全球化非但没有让全球统一，还可能造成“种化”（speciation）：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种姓，甚至直接成为不同的物种。全球化会让世界横向统一、消除国界，但也让人类纵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政的少数精英也可能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大批平凡的智人。这样看来，目前的平民主义者厌恶“精英分子”，确实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硅谷巨擘和莫斯科亿万富豪的孙子，就可能成为比阿巴拉契亚山区乡下人和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孙子更优秀的物种。
长远看来，这甚至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层种姓聚集起来自称“文明”，再用城墙和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野蛮人”隔开。在20世纪，工业文明需要“野蛮人”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蛮并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纪，后工业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比起过去更能自给自足、自我维系。于是，不只是整个人类，就连整个国家、整片大陆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到时可能就会出现文明区与野蛮区的分别，两者之间由无人机和机器人形成边界。在文明区里，作战时是生化人彼此互掷逻辑炸弹；而在野蛮区里，用的则是砍刀和AK–47突击步枪。
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讨论人类的未来，讲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或许根本没有“我们”。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类团体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写计算机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该教的是怎样拔枪拔得快、射击射得准。（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不平等的状态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早在三万年前的狩猎采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坟墓极尽奢华，身边满是象牙珠、手镯、珠宝和手工艺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个洞就草草埋葬。虽然如此，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农业革命之后，财产不断增加，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类拥有土地、动物、植物和工具之后，僵化的等级社会出现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垄断了大部分的财富和权力。人类也学会了接受这种情况，认为这再自然不过，甚至可能是天命难违。在这种想法之下，等级制度不仅是常态，更是理想。如果贵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为一谈而没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职人员、哲学家和诗人都会耐心地解释说，就像人体的各个器官也不平等一样（脚得听头的话），如果在人类社会要求平等，只会带来混乱。
但到了现代晚期，平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理想。部分原因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新思想的兴起，还有部分原因是工业革命使民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工业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工业化的军队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无论哪种政体的国家，都极为重视国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为它们需要几百万健康的劳动者在生产线工作，需要几百万个忠诚的士兵在战壕里作战。
因此，20世纪的历史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缩小阶级、种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程度。虽然2000年的世界还有等级之分，但已经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许多。在21世纪的头几年，人们预期推动平等的进程还会持续，甚至加速，特别是希望全球化将会把繁荣带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与芬兰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机会和特权。整整一代人都听着这个承诺长大。
现在看来，这项承诺大概不会有实现的一天。全球化确实让许多人受益，但有迹象显示，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少数人逐渐垄断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数十亿人则被弃之不顾。现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经拥有全球一半的财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越了最贫穷的40亿人。
事情还可能更为恶化。前几章已经提过，人工智能兴起可能会让大多数人类不再拥有经济价值和政治力量。同时，生物技术的进步则可能将经济上的不平等转化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级富豪终于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财富的目标了。迄今为止，能用钱买到的顶多就是地位的象征，但很快就有可能买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现了延长生命、让身体和认知能力再升级的全新疗法，而这一切的代价又极度昂贵，可能就是人类整体分裂出生物种姓的时刻。
在人类历史上，富人和贵族总是认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让他们大权在握。但就我们所知，事实不然。平均来说，公爵并不比农民更具天赋，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别，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经济歧视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贫民更有天赋、更具创意、更为聪明。等到贫富之间出现真正的能力差异，要再拉近几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运用优秀的能力进一步强化自己，而且拥有更多的钱就能买到更强的身\_体和大脑，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只会越来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仅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更拥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丽、创意与健康。
因此，在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兴起之后，人类可能会分裂成两个群体：一小群超人类，以及绝大多数位于下层而且毫无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众不再具备经济与政治上的力量，国家对国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资意愿也可能降低。成了多余的人，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这时候，民众的未来只能依赖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这种善意能维持几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难（例如气候突变），要把多余的人抛到脑后实在太诱人，也太简单。
像法国和新西兰这样的国家，长久以来抱持自由主义的信仰、福利国家的作风，虽然精英已经不再需要民众，但或许仍然愿意继续为民众提供照顾。然而如果是在比较资本主义的美国，只要一有机会，精英群体可能就会立刻打破福利国家的制度。至于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情况就更为严峻：一旦民众不再具有经济价值，不平等的状况就会迅猛发展。
这样一来，全球化非但没有让全球统一，还可能造成“种化”（speciation）：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种姓，甚至直接成为不同的物种。全球化会让世界横向统一、消除国界，但也让人类纵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政的少数精英也可能决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大批平凡的智人。这样看来，目前的平民主义者厌恶“精英分子”，确实有其道理。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硅谷巨擘和莫斯科亿万富豪的孙子，就可能成为比阿巴拉契亚山区乡下人和西伯利亚地区农民的孙子更优秀的物种。
长远看来，这甚至可能会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层种姓聚集起来自称“文明”，再用城墙和护城河把自己与外界的“野蛮人”隔开。在20世纪，工业文明需要“野蛮人”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所以文明征服了野蛮并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纪，后工业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和纳米科技，比起过去更能自给自足、自我维系。于是，不只是整个人类，就连整个国家、整片大陆都可能变得无足轻重。到时可能就会出现文明区与野蛮区的分别，两者之间由无人机和机器人形成边界。在文明区里，作战时是生化人彼此互掷逻辑炸弹；而在野蛮区里，用的则是砍刀和AK–47突击步枪。
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讨论人类的未来，讲着“我们”该做些什么，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或许根本没有“我们”。或许“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类团体会有完全不同的未来。也许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给孩子的是怎么写计算机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该教的是怎样拔枪拔得快、射击射得准。（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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