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添口述:我的悲喜人生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本书主体为有名演员和导演谢添的口迷自传，后附他的长子、有名演员谢钢对父亲的回忆，以及电影研究备对谢添生平及其艺朮成就的全面介绍，构成；7对谢添一生的立体式呈现。
它不仅讲述谢添曲折的世纪人生，披露了大量电影幕后的细节和故事，而且展示了百牟中国的社会风貌和电影在中国的艰难发展历程。如北京天桥的众生相、逃难中的悲喜剧、主角不在时被军阀逼迫演出戏剧，等等，这些在谢添幽默风趣的讲速中，令人感慨万千。而谢添机智、乐观、豁达的个性也跃然纸上，可以说在写实中达到了文学的艺术效果。谢添确实不愧是一代艺朮大师。 雾都明星
四川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尤其是四川的剧场和戏园子，总是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到现在，一闭眼还能想起那里的好多东西：简陋的剧场，舞台的地板上全是木头缝儿，别人演戏的时候，我在台板底下，用小棍往上捅人家的脚心；台口上总是放着一些头排观众的茶杯，有一次戏演到半截，我嗓子发干，趁着灯光转暗的时候，还偷偷地喝过一次他们的茶，以至于灯光亮了以后，台下的观众为找茶水发出了不小的骚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爱来点恶作剧，但更多的还是那里的剧场、那里的观众，让我在舞台上走向成熟。那时候生活很苦，为挣钱糊口我随着剧社在成都和重庆演了不少话剧，要说演话剧我还是在四川出的名呢！
上海影人旅行剧团在成都的时候，情况很好艰苦，演出经费和场地，都遇到很多困难。当地恶势力又借用政治高压的手段，经常骚扰我们。
那时候成都的警备司令叫严啸虎，这人好色成性，先后两次派人到剧团来，有意邀请白杨和几位女演员到他的住所参加酒会、舞会，被陈白尘拒绝了。为此警备司令怀恨在心，找茬儿闹事。在我们演出《流民三千万》的时候，严啸虎来了。戏演到一场表现战斗胜利，升起了一轮太阳的时候，他突然从观众席里站了起来，指着台上大叫：“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日本的太阳旗都上台子了！”一边喊，一边叫他的人把剧场的大门封了起来，并威胁说，要下令驱逐剧团，限剧团三天之内离开成都，要不然，被他们抓到格杀勿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剧团的人只好从侧门撤出剧场。第二天，成都文艺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在报纸上披露了严啸虎的丑恶行为。可是身为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哪能善罢甘休，他的人还是不断地对剧团进行骚扰。我们这些人只好隐姓埋名疏散各处。沈浮改名叫俞子之，白杨改名叫西门樱，我也改了个怪名字叫西门辣雯。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也改名为成都剧社，演出也一直没有中断。
在成都剧社，我扮演了《雷雨》中的周朴园和《日出》里的张乔治。
早在天津的英文商务专修学校念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和鲁韧、张克几位好朋友创办的鹦鹉剧社和喇叭剧社里演过《雷雨》。那时候我把这出戏里的五个男角全演遍了，表演虽然大都是模仿，可是对剧本的内容、人物形象已经有了一些理解。经过这几年在舞台、银幕上的锻炼和对社会的接触，我对戏剧的理解和表演的水平已经比当年有许多进步了。这时候再演《雷雨》这个戏，在表演上比原来就放松了许多。这里说放松，指的是在舞台上不再把夸张的形体动作和听起来好像挺有节奏的台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是把心思更多地放到琢磨和理解人物的内心动作上去了。看上去没了那么多花哨的动作，可感觉和角色更贴近了。这一时期，我在表演上已不再满足重复一个已被别人演烂了、在观众脑子里定了型的形象，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些大家都熟悉的角色中，去创造、寻找一些新的感觉，在这些角色身上显现出“我演”的特点。就是追求一种“我”的人物个性。这次演《雷雨》，正好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就说周朴园这个人物：在反复地读了几遍剧本之后，我觉得应先找出周朴园的内心活动。这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表面上又是怎么样表现的？排戏的时候我如果还是照过去别人演周朴园的经验去演，把这个人物演成内心和外表都一样坏，那就不好看了，因为那样人物就没有个性、没有起伏了。他虽然表面很恶，但他是一个“人”，心里一定觉得他自己做的一切、安排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有道理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时有抱负和对人生“美”的追求，这些善的方面在这个人物身上都能够感觉到，这些都应当是周朴园这个人物的生活依据。所以在排戏的时候，我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周朴园一副慈善的样子，在剧情发展的很后结局里，让人们感到周朴园的“善”接近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恶”。我的这种表现得到了导演的肯定，就是和我演对手戏的人，也发现我这样演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刺激。《雷雨》这个戏一公演就叫座，几乎演了上百场，我的创作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之后我又参加排演了《日出》，在戏里演张乔治。《日出》这个戏当时在天津、北京和上海都有很多剧团演过，里面的人物每个剧团演得都有所不同，但张乔治这个人物，所有人演，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突出一个“帅”劲，都是二十多岁，而且还都戴着一副西洋眼镜儿。这次我演就要吸收其他“张乔治”表演上精彩的地方，从人物分析入手，在不改变曹禺原著的前提下，结合我在天津法租界、“广东音乐会”俱乐部、北京天桥和上海滩见过的这一类人，我以这些生活原型为模特，集众家之长，捏成了一个“谢添式”的张乔治形象。我把这个假洋鬼子设计成了一个四五十岁，鬓角上还有不少白头发的老人。当时有不少人劝我说，千万别把张乔治弄成一个老头儿，他要是不帅，陈白露怎么能爱他？我把他设计得老一点儿，主要是想表现这个人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才能一面占有和玩弄陈白露，一面处处显出“居高临下”的气势，他肯定是在风月场中常混的那种老油子。根据这种依据，张乔治才是陈白露的对手，他们的那种交往才更容易产生出戏剧矛盾，对表现陈白露的悲剧人生才更有利。演出以后，很多看过这个戏的人都比较喜欢我设计的这个形象，都说这种处理手法有新意，而且还有深意。后来，曹禺看了戏，对我创造的人物很满意，说我能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理解去设计人物的外在形象，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化了剧作者的创作，取得了那样好的效果，是难能可贵的。
演话剧对演员来说是很过瘾的事儿，也很受锻炼，因为每演一场都会有新的感觉。然而有一次，我们又演了一场没感觉的戏，一场闹剧！
在成都演《日出》的时候，有剧社来了一帮国民党兵，听说我们的《日出》演得挺红，死乞白赖地非让给他们演一场。恰巧那天演陈白露的白杨病了，没到剧社来，我们就向这帮大兵解释，说女主角病了，人不齐，演不成。可这帮人说，不齐也得演，今天是非看不可！
这帮当兵的可不好惹，闹下去我们就得吃亏，只能答应给他们演。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反正这个戏我们也演熟了，陈白露的好多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儿在台上折腾开了。
凡是非有陈白露不可的地方，别人就替代着说：“白露刚才说啦，怎么着 怎么着 ”说了一堆陈白露的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吧！ ”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演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了半小时就演完了。这场戏要是让懂行的人看了，准能把鼻子给气歪喽！
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是我在山城演得很红火的一个戏，可能有的老人还能记得，在这个剧中我演男主人公“康泰”。当时这个戏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不管是坐茶馆的，还是泡澡堂子的，不管是老人、小孩儿还是年轻男女，都爱看这个戏。走到哪儿，人们总是议论着“康泰”，我就是走在大街上，人们也指着我叫“康泰”。
抗战时期重庆是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国家的政府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全都集中在这里，全国很多文化人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随沈浮从上海到重庆的，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的轰炸、流亡的难民，也有热情的学生。那时候国难当头，人们都想方设法为前方抗战竭尽全力，可是到了重庆，情况全都不一样了，很多地方都是灯红酒绿，和前方抗战气氛很不搭调，就像是有的电影里说的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于这种社会现状，我们这些刚从上海过来的人都感到很气愤，尤其是沈浮，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旅馆里，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三幕大型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
P39-44
它不仅讲述谢添曲折的世纪人生，披露了大量电影幕后的细节和故事，而且展示了百牟中国的社会风貌和电影在中国的艰难发展历程。如北京天桥的众生相、逃难中的悲喜剧、主角不在时被军阀逼迫演出戏剧，等等，这些在谢添幽默风趣的讲速中，令人感慨万千。而谢添机智、乐观、豁达的个性也跃然纸上，可以说在写实中达到了文学的艺术效果。谢添确实不愧是一代艺朮大师。 雾都明星
四川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在那儿生活了九年。尤其是四川的剧场和戏园子，总是让我觉得特别亲切。到现在，一闭眼还能想起那里的好多东西：简陋的剧场，舞台的地板上全是木头缝儿，别人演戏的时候，我在台板底下，用小棍往上捅人家的脚心；台口上总是放着一些头排观众的茶杯，有一次戏演到半截，我嗓子发干，趁着灯光转暗的时候，还偷偷地喝过一次他们的茶，以至于灯光亮了以后，台下的观众为找茶水发出了不小的骚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爱来点恶作剧，但更多的还是那里的剧场、那里的观众，让我在舞台上走向成熟。那时候生活很苦，为挣钱糊口我随着剧社在成都和重庆演了不少话剧，要说演话剧我还是在四川出的名呢！
上海影人旅行剧团在成都的时候，情况很好艰苦，演出经费和场地，都遇到很多困难。当地恶势力又借用政治高压的手段，经常骚扰我们。
那时候成都的警备司令叫严啸虎，这人好色成性，先后两次派人到剧团来，有意邀请白杨和几位女演员到他的住所参加酒会、舞会，被陈白尘拒绝了。为此警备司令怀恨在心，找茬儿闹事。在我们演出《流民三千万》的时候，严啸虎来了。戏演到一场表现战斗胜利，升起了一轮太阳的时候，他突然从观众席里站了起来，指着台上大叫：“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日本的太阳旗都上台子了！”一边喊，一边叫他的人把剧场的大门封了起来，并威胁说，要下令驱逐剧团，限剧团三天之内离开成都，要不然，被他们抓到格杀勿论。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剧团的人只好从侧门撤出剧场。第二天，成都文艺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在报纸上披露了严啸虎的丑恶行为。可是身为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哪能善罢甘休，他的人还是不断地对剧团进行骚扰。我们这些人只好隐姓埋名疏散各处。沈浮改名叫俞子之，白杨改名叫西门樱，我也改了个怪名字叫西门辣雯。上海影人旅行剧团也改名为成都剧社，演出也一直没有中断。
在成都剧社，我扮演了《雷雨》中的周朴园和《日出》里的张乔治。
早在天津的英文商务专修学校念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和鲁韧、张克几位好朋友创办的鹦鹉剧社和喇叭剧社里演过《雷雨》。那时候我把这出戏里的五个男角全演遍了，表演虽然大都是模仿，可是对剧本的内容、人物形象已经有了一些理解。经过这几年在舞台、银幕上的锻炼和对社会的接触，我对戏剧的理解和表演的水平已经比当年有许多进步了。这时候再演《雷雨》这个戏，在表演上比原来就放松了许多。这里说放松，指的是在舞台上不再把夸张的形体动作和听起来好像挺有节奏的台词，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是把心思更多地放到琢磨和理解人物的内心动作上去了。看上去没了那么多花哨的动作，可感觉和角色更贴近了。这一时期，我在表演上已不再满足重复一个已被别人演烂了、在观众脑子里定了型的形象，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些大家都熟悉的角色中，去创造、寻找一些新的感觉，在这些角色身上显现出“我演”的特点。就是追求一种“我”的人物个性。这次演《雷雨》，正好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就说周朴园这个人物：在反复地读了几遍剧本之后，我觉得应先找出周朴园的内心活动。这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表面上又是怎么样表现的？排戏的时候我如果还是照过去别人演周朴园的经验去演，把这个人物演成内心和外表都一样坏，那就不好看了，因为那样人物就没有个性、没有起伏了。他虽然表面很恶，但他是一个“人”，心里一定觉得他自己做的一切、安排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有道理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年轻时有抱负和对人生“美”的追求，这些善的方面在这个人物身上都能够感觉到，这些都应当是周朴园这个人物的生活依据。所以在排戏的时候，我很多地方都表现出周朴园一副慈善的样子，在剧情发展的很后结局里，让人们感到周朴园的“善”接近是一种变本加厉的“恶”。我的这种表现得到了导演的肯定，就是和我演对手戏的人，也发现我这样演反而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刺激。《雷雨》这个戏一公演就叫座，几乎演了上百场，我的创作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之后我又参加排演了《日出》，在戏里演张乔治。《日出》这个戏当时在天津、北京和上海都有很多剧团演过，里面的人物每个剧团演得都有所不同，但张乔治这个人物，所有人演，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突出一个“帅”劲，都是二十多岁，而且还都戴着一副西洋眼镜儿。这次我演就要吸收其他“张乔治”表演上精彩的地方，从人物分析入手，在不改变曹禺原著的前提下，结合我在天津法租界、“广东音乐会”俱乐部、北京天桥和上海滩见过的这一类人，我以这些生活原型为模特，集众家之长，捏成了一个“谢添式”的张乔治形象。我把这个假洋鬼子设计成了一个四五十岁，鬓角上还有不少白头发的老人。当时有不少人劝我说，千万别把张乔治弄成一个老头儿，他要是不帅，陈白露怎么能爱他？我把他设计得老一点儿，主要是想表现这个人有更复杂的社会背景，才能一面占有和玩弄陈白露，一面处处显出“居高临下”的气势，他肯定是在风月场中常混的那种老油子。根据这种依据，张乔治才是陈白露的对手，他们的那种交往才更容易产生出戏剧矛盾，对表现陈白露的悲剧人生才更有利。演出以后，很多看过这个戏的人都比较喜欢我设计的这个形象，都说这种处理手法有新意，而且还有深意。后来，曹禺看了戏，对我创造的人物很满意，说我能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理解去设计人物的外在形象，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化了剧作者的创作，取得了那样好的效果，是难能可贵的。
演话剧对演员来说是很过瘾的事儿，也很受锻炼，因为每演一场都会有新的感觉。然而有一次，我们又演了一场没感觉的戏，一场闹剧！
在成都演《日出》的时候，有剧社来了一帮国民党兵，听说我们的《日出》演得挺红，死乞白赖地非让给他们演一场。恰巧那天演陈白露的白杨病了，没到剧社来，我们就向这帮大兵解释，说女主角病了，人不齐，演不成。可这帮人说，不齐也得演，今天是非看不可！
这帮当兵的可不好惹，闹下去我们就得吃亏，只能答应给他们演。没有陈白露，《日出》怎么演呀？反正这个戏我们也演熟了，陈白露的好多词，别人也能记住一点儿，就看我们几个老爷们儿在台上折腾开了。
凡是非有陈白露不可的地方，别人就替代着说：“白露刚才说啦，怎么着 怎么着 ”说了一堆陈白露的词。
电话一响，“喂！找陈白露呀，告诉你，她不在，有事儿你就跟我说吧！ ”又讲了一段陈白露的事儿。
就这样，我们演了一场没有陈白露的《日出》。本来是演三个钟头的戏，我们只用了半小时就演完了。这场戏要是让懂行的人看了，准能把鼻子给气歪喽！
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是我在山城演得很红火的一个戏，可能有的老人还能记得，在这个剧中我演男主人公“康泰”。当时这个戏真可说是家喻户晓，不管是坐茶馆的，还是泡澡堂子的，不管是老人、小孩儿还是年轻男女，都爱看这个戏。走到哪儿，人们总是议论着“康泰”，我就是走在大街上，人们也指着我叫“康泰”。
抗战时期重庆是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国家的政府机关、大银行、大公司，全都集中在这里，全国很多文化人也来到这个地方。我是随沈浮从上海到重庆的，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是日本人的轰炸、流亡的难民，也有热情的学生。那时候国难当头，人们都想方设法为前方抗战竭尽全力，可是到了重庆，情况全都不一样了，很多地方都是灯红酒绿，和前方抗战气氛很不搭调，就像是有的电影里说的那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对于这种社会现状，我们这些刚从上海过来的人都感到很气愤，尤其是沈浮，他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旅馆里，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三幕大型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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