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背影（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
邹士方，知名作家、美学学者、艺术评论家、画家、摄影家。1949年6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7级)。师从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及美学家杨辛、叶朗教授，被学术界认可为是朱光潜、宗白华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曾任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民主》杂志副主编，《音乐生活报》不错编审，《中国画廊》杂志副总编辑，人过五十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理事，中华湖社画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员。现为《中华盛世》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
出版著作200万字：美学专著《朱光潜宗白华论》(1987与王德胜合著)、《宗白华评传》(1989)，散文随笔杂文集《春天的问候》(1987)，散文集《名人纪实》(1988)，散文摄影集《北大访师记》(2012)。出版画集《万紫千红》(2004)和连环画《映山红》(撰文1977)。另外发表新闻、散文、评论、杂文、随笔、诗歌等数百篇200余万字。《中国哲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以及冰心、季羡林、端木蕻良、吴祖光、常任侠、李泽厚、蒋孔阳、管桦、蒋星煜、赵清阁、郁风、张允和、吴小如、刘章对其著作均有评介。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邹士方著的《大师的背影(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描述了当代中国很好艺术大师的人生经历、思想追求，以及晚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囊括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冯友兰、朱光潜、茅以升等。 癸亥年岁尾的，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冯友兰先生。推开北京大学燕南园一处院落的门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
走进工作室，八十八岁的冯友兰先生正埋在书山之中。四壁是书，桌上是书，椅子上也是书。老先生须发皆白，思维清晰，谈兴甚浓。
话题从上年即1982年12月北大为他举行的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纪念会开始。先生说：“我1923年从英国回来在中州大学教书，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这个岗位。简单点说，我主要是在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当然还有西南联大，联大也是北大、清华。1947年清华校庆，校友们返校，大家先后报告自己的年级，我说我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也．不属于哪届。梁思成介绍说，冯先生是我们的‘大嫂子’。我说，我在清华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问：“听说您得过四个博士学位?”
冯先生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一个，1947年我代表清华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时送了我一个；1952年我随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德里大学送了一个；前不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送了一个。”
我问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就我这个岁数来说，现在的身体就不错了。我有两种病：心脏病、气管炎，医生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个包，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后来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使用放射线治好了。我的眼睛视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走路很困难，所以外面的会基本都没有参加，因为别人发言，我听不清，无法插嘴。在家里上午我可以做两三小时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前有个稿子只写到唐朝。《新编》计划分七册出，前四册都有稿子，后三册只有第五册有一部分稿子，现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发表了。靠前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也送印刷厂了，第三册我正在看。第五册有一部分，关于张载的，《中国哲学》刊登过。我现在优选的愿望就是把这七册都搞出来。”
先生微笑起来，幽默地说：“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现在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日本人很会利用汉字，他们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为八十八)，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百缺一为九十九)，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茶字上为二十，下为八十，中间是八)。我现在是米寿，要向茶寿迈进。”
“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单八将，穆桂英破天门阵也是一百零八。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昆明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过。中国人爱用虚数，一百零八是虚数，是个多数。一开始中国人讲三，三是多数。‘三思而后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入。后来人们觉得三不够夸张，就讲三的倍数九，如‘九天之上’、‘九渊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虚数。后来人们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有人考证‘十八般兵器’都是什么什么，其实那是虚数。后来又加一倍，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又夸张一倍，变成七十二，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后来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来就成了一百零八。”
徐盈先生和我听了这一番宏论，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
冯先生接着又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主流，主流就是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凡是顺应这个主流，向前推进的就成功，如果反对这个主流的就要被推翻。许许多多的变动都像剥芭蕉叶一样，一层层地剥，谁违反主流的就剥下去。现在我们讲‘四化’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四化’是周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曲折，现在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抓住了这个历史主流，重点工作放在现代化。顺应这个主流，振兴中华是不成问题的。第七册讲现代化，我也准备跟着主流写。”
P2-4
曾任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民主》杂志副主编，《音乐生活报》不错编审，《中国画廊》杂志副总编辑，人过五十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理事，中华湖社画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员。现为《中华盛世》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
出版著作200万字：美学专著《朱光潜宗白华论》(1987与王德胜合著)、《宗白华评传》(1989)，散文随笔杂文集《春天的问候》(1987)，散文集《名人纪实》(1988)，散文摄影集《北大访师记》(2012)。出版画集《万紫千红》(2004)和连环画《映山红》(撰文1977)。另外发表新闻、散文、评论、杂文、随笔、诗歌等数百篇200余万字。《中国哲学年鉴》、《中国新闻年鉴》以及冰心、季羡林、端木蕻良、吴祖光、常任侠、李泽厚、蒋孔阳、管桦、蒋星煜、赵清阁、郁风、张允和、吴小如、刘章对其著作均有评介。 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邹士方著的《大师的背影(艺术大师的流年碎影)》描述了当代中国很好艺术大师的人生经历、思想追求，以及晚年的生活，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囊括了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界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冯友兰、朱光潜、茅以升等。 癸亥年岁尾的，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冯友兰先生。推开北京大学燕南园一处院落的门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
走进工作室，八十八岁的冯友兰先生正埋在书山之中。四壁是书，桌上是书，椅子上也是书。老先生须发皆白，思维清晰，谈兴甚浓。
话题从上年即1982年12月北大为他举行的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纪念会开始。先生说：“我1923年从英国回来在中州大学教书，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这个岗位。简单点说，我主要是在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当然还有西南联大，联大也是北大、清华。1947年清华校庆，校友们返校，大家先后报告自己的年级，我说我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也．不属于哪届。梁思成介绍说，冯先生是我们的‘大嫂子’。我说，我在清华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问：“听说您得过四个博士学位?”
冯先生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一个，1947年我代表清华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时送了我一个；1952年我随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德里大学送了一个；前不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送了一个。”
我问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就我这个岁数来说，现在的身体就不错了。我有两种病：心脏病、气管炎，医生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个包，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后来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使用放射线治好了。我的眼睛视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走路很困难，所以外面的会基本都没有参加，因为别人发言，我听不清，无法插嘴。在家里上午我可以做两三小时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前有个稿子只写到唐朝。《新编》计划分七册出，前四册都有稿子，后三册只有第五册有一部分稿子，现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发表了。靠前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也送印刷厂了，第三册我正在看。第五册有一部分，关于张载的，《中国哲学》刊登过。我现在优选的愿望就是把这七册都搞出来。”
先生微笑起来，幽默地说：“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现在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日本人很会利用汉字，他们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为八十八)，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百缺一为九十九)，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茶字上为二十，下为八十，中间是八)。我现在是米寿，要向茶寿迈进。”
“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单八将，穆桂英破天门阵也是一百零八。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昆明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过。中国人爱用虚数，一百零八是虚数，是个多数。一开始中国人讲三，三是多数。‘三思而后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入。后来人们觉得三不够夸张，就讲三的倍数九，如‘九天之上’、‘九渊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虚数。后来人们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有人考证‘十八般兵器’都是什么什么，其实那是虚数。后来又加一倍，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又夸张一倍，变成七十二，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后来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来就成了一百零八。”
徐盈先生和我听了这一番宏论，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
冯先生接着又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主流，主流就是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凡是顺应这个主流，向前推进的就成功，如果反对这个主流的就要被推翻。许许多多的变动都像剥芭蕉叶一样，一层层地剥，谁违反主流的就剥下去。现在我们讲‘四化’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四化’是周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曲折，现在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抓住了这个历史主流，重点工作放在现代化。顺应这个主流，振兴中华是不成问题的。第七册讲现代化，我也准备跟着主流写。”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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