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深情.巴金
普通青少年，青年(14-20岁)，普通成人 《泥土深情：巴金》是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之一，介绍的是现代作家巴金的人生经历。全书共分二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富饶神奇的巴蜀古国，惊堂木和青天大老爷，成都老家，欢乐美丽的青春世界，叛逆者等。在书的很后还收录了巴金主要著译书目。
《泥土深情：巴金》由陈迎宪编写。 在祖国的西南腹地，有一片富饶的山川，这就是有名的天府之国――祖国四大盆地之一的四川盆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古称巴蜀。相传这里本是一片泽国。在这里，大禹治水，历尽艰辛，遇水乘舟，逢陆乘车，遇泥乘桩，逢山乘缧，以此“四载”，奔波往返，终于凿通三峡，这一片泽国才得以成为陆地，形成盆地。
在这里，北有秦岭横亘，东有夔门封锁，南有云贵高原为屏障，西以青藏高原为依托。这些崇山峻岭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方民族的南下和东方荆楚民族的西入，也形成了这块盆地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良好的自然环境。自远古以来就生活在这里的巴族、蜀族，很早就由狩猎渔牧转为农业耕作。因此，这里的农耕技术较为优选，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的程度都比较高。这里的人们，也远比中原和荆楚地区的人们富裕。每当丰收时节或是节庆祭典，巴族人用嘉谷旨酒祭祀他们的祖先。他们骄傲地唱着：“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浩，彼物惟泽。蒸命良辰，袒考来格。”而蜀族更是“水旱相从，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巴蜀之富，冠于天下，使人们发出了“得蜀则得楚，楚之得则天下并之矣”的感慨(引文均见《华阳国志》)。也因此，为了这片土地，不知有过多少战乱纷争，很有名的大概就是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之争了。
丰厚的物质基础，优越的地理环境，使这片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大地，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由战国秦昭王时蜀郡郡守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万流归一江，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后人为之赞日：“决江一支灌数州，至今禾黍连云种。”有始建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的“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的高达七十一米的乐山大佛。三国时，蜀汉相争，“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白帝城，武侯祠，给后人留下无数兴亡的感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语出惊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晚唐安史之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有名大诗人杜甫愤而写下了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剑门天设险”，“峨嵋天下秀”，巴山蜀水，这片富庶而又饱经沧桑的土地，在我国历目前，曾经哺育过无数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政治家。除了李白、杜甫，还有“三苏”父子：苏轼、苏洵、苏辙；还有西汉有名辞赋家扬雄、秉笔直书《三国志》的陈寿；还有那以高昂清峻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而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还有明代学者、文学家杨慎；在这里，南宋有名爱国诗人陆游曾宦游十年之久，留下了《剑南诗稿》；近代以来，自号“青城客”的有名国画大师张大干，至死怀念着故乡，“生平梦结青城宅”；有名爱国诗人、书法家于右任曾在此大书“愿与青山共白头”；近代以来，这里更培育出一代革命伟人、、、吴玉章、聂荣臻、罗瑞卿和文化名人郭沫若、李一氓、李劫人、沙汀、艾芜、何其芳……也就是这片土地，还养育了一位杰出的文坛巨子：巴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剧烈动荡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随着鸦片和枪炮侵入了闭关自守的古老的中华帝国。清王朝摇摇欲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酝酿孕育之中。即使是在遥远而偏僻的川西平原，也能够感受到世纪之风的强劲吹拂。地处川西坝子的成都，是四川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在这里，总督部堂的衙门壁垒森严，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等各级官吏，尽管他们依然是轿马相随呼啸而过，但其威风早已不似当年了。在少城公园一带，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一些身穿长袍马褂，长长的、油腻腻的辫子拖在身后的年轻人。他们迈着八字步，提着鸟雀笼，晃晃悠悠地，往来于茶馆、酒肆之间――这些人，就是大清王朝的浪荡子孙：八旗子弟。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靠着祖先马上打下来的天下和资产，坐吃山空，或是游手好闲，或是日嫖夜赌，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人们不难看出这个王朝、这个阶级的没落、颓唐……
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了我国的国门，那些手持十字架的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在成都，也出现了由洋人开办的学堂、医院、教堂……或许是侵略者没有想到的，西方优选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随之注入了中国社会，渗透人古老中华的肌体中。优选的中国人，正是在这里，寻找着古老中华的新生的武器和复兴的途径。
仅仅百天的“维新变法”，犹如一场强旋风，刮过中国大地，随之而起的，是各种新式官僚机构，如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等机构；新式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再仅仅讲授“四书五经”、“八股奏章”，更增加了许多令当时的人们瞠目结舌的前所未闻的自然科学知识。
反帝反封建的怒火在酝酿，在萌生。1895年的端午节，在成都的东校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几千群众捣毁了成都四圣寺街的外国教堂；红灯教和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攻城火把，让当时成都的官僚心惊胆战；在繁荣的成都市中心，一些读书人组成了“蜀学会”，试图用“通经致用”、“托古改制”的办法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然而，在成都北门正通顺街的石板路上，在那座占地面积优选、名声也很响亮、世代官宦的李家宅院里，一切似乎都还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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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深情：巴金》由陈迎宪编写。 在祖国的西南腹地，有一片富饶的山川，这就是有名的天府之国――祖国四大盆地之一的四川盆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古称巴蜀。相传这里本是一片泽国。在这里，大禹治水，历尽艰辛，遇水乘舟，逢陆乘车，遇泥乘桩，逢山乘缧，以此“四载”，奔波往返，终于凿通三峡，这一片泽国才得以成为陆地，形成盆地。
在这里，北有秦岭横亘，东有夔门封锁，南有云贵高原为屏障，西以青藏高原为依托。这些崇山峻岭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北方民族的南下和东方荆楚民族的西入，也形成了这块盆地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的良好的自然环境。自远古以来就生活在这里的巴族、蜀族，很早就由狩猎渔牧转为农业耕作。因此，这里的农耕技术较为优选，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的程度都比较高。这里的人们，也远比中原和荆楚地区的人们富裕。每当丰收时节或是节庆祭典，巴族人用嘉谷旨酒祭祀他们的祖先。他们骄傲地唱着：“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浩，彼物惟泽。蒸命良辰，袒考来格。”而蜀族更是“水旱相从，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巴蜀之富，冠于天下，使人们发出了“得蜀则得楚，楚之得则天下并之矣”的感慨(引文均见《华阳国志》)。也因此，为了这片土地，不知有过多少战乱纷争，很有名的大概就是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之争了。
丰厚的物质基础，优越的地理环境，使这片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大地，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由战国秦昭王时蜀郡郡守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万流归一江，八百里青城沃野，都从太守得来”。后人为之赞日：“决江一支灌数州，至今禾黍连云种。”有始建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的“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的高达七十一米的乐山大佛。三国时，蜀汉相争，“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诸葛大名垂宇宙”，白帝城，武侯祠，给后人留下无数兴亡的感叹。“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有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语出惊人，“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晚唐安史之乱，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有名大诗人杜甫愤而写下了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剑门天设险”，“峨嵋天下秀”，巴山蜀水，这片富庶而又饱经沧桑的土地，在我国历目前，曾经哺育过无数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政治家。除了李白、杜甫，还有“三苏”父子：苏轼、苏洵、苏辙；还有西汉有名辞赋家扬雄、秉笔直书《三国志》的陈寿；还有那以高昂清峻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而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还有明代学者、文学家杨慎；在这里，南宋有名爱国诗人陆游曾宦游十年之久，留下了《剑南诗稿》；近代以来，自号“青城客”的有名国画大师张大干，至死怀念着故乡，“生平梦结青城宅”；有名爱国诗人、书法家于右任曾在此大书“愿与青山共白头”；近代以来，这里更培育出一代革命伟人、、、吴玉章、聂荣臻、罗瑞卿和文化名人郭沫若、李一氓、李劫人、沙汀、艾芜、何其芳……也就是这片土地，还养育了一位杰出的文坛巨子：巴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剧烈动荡中。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随着鸦片和枪炮侵入了闭关自守的古老的中华帝国。清王朝摇摇欲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酝酿孕育之中。即使是在遥远而偏僻的川西平原，也能够感受到世纪之风的强劲吹拂。地处川西坝子的成都，是四川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在这里，总督部堂的衙门壁垒森严，藩台、臬台、镇台、满将军等各级官吏，尽管他们依然是轿马相随呼啸而过，但其威风早已不似当年了。在少城公园一带，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一些身穿长袍马褂，长长的、油腻腻的辫子拖在身后的年轻人。他们迈着八字步，提着鸟雀笼，晃晃悠悠地，往来于茶馆、酒肆之间――这些人，就是大清王朝的浪荡子孙：八旗子弟。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靠着祖先马上打下来的天下和资产，坐吃山空，或是游手好闲，或是日嫖夜赌，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而正是从这些人身上，人们不难看出这个王朝、这个阶级的没落、颓唐……
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轰开了我国的国门，那些手持十字架的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在成都，也出现了由洋人开办的学堂、医院、教堂……或许是侵略者没有想到的，西方优选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也随之注入了中国社会，渗透人古老中华的肌体中。优选的中国人，正是在这里，寻找着古老中华的新生的武器和复兴的途径。
仅仅百天的“维新变法”，犹如一场强旋风，刮过中国大地，随之而起的，是各种新式官僚机构，如提学使司、巡警道、盐茶道等机构；新式的学校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不再仅仅讲授“四书五经”、“八股奏章”，更增加了许多令当时的人们瞠目结舌的前所未闻的自然科学知识。
反帝反封建的怒火在酝酿，在萌生。1895年的端午节，在成都的东校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几千群众捣毁了成都四圣寺街的外国教堂；红灯教和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攻城火把，让当时成都的官僚心惊胆战；在繁荣的成都市中心，一些读书人组成了“蜀学会”，试图用“通经致用”、“托古改制”的办法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然而，在成都北门正通顺街的石板路上，在那座占地面积优选、名声也很响亮、世代官宦的李家宅院里，一切似乎都还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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