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美元驭众人
在前现代时期，人类除了试行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还有许许多多的经济模式。俄罗斯的波耶（Boyar）贵族、印度的大君或印第安的部落首领，对于金钱、贸易、税收和就业的想法都截然不同。相比之下，除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之外，今天几乎人人相信的都是同一个资本主义，也觉得大家都是同一条全球生产线上的小齿轮。不管你是住在刚果（金）、蒙古、新西兰，还是玻利维亚，每天的日常生活和经济财富都遵循同样的经济理论、同样的企业和银行制度、同样的资金流动。如果以色列和伊朗的财长共进午餐，他们能够用同一套经济语言来沟通，也很容易了解及同情对方的痛苦。
“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国土后，杀害了数万人，炸毁了历史遗迹，推倒了雕像，有系统地毁掉了过往政权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符号象征。但当“伊斯兰国”的士兵走进当地银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国总统的肖像、用英文写着赞颂美国政治与宗教理想的语句时，却不会烧毁美国的这一象征。因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虽然美元本身没有价值（不能拿来吃，也不能拿来喝），但全世界对于美元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信心如此坚定，就算是宗教激进派、墨西哥毒枭和专制统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然而，如果要说现代人在哪方面最为同质，大概就是对世界和人体的看法了。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么你住在哪里事关重大。在欧洲，教区神父大概会说你让上帝不悦，想要恢复健康，你就要捐钱给教会，到圣地朝圣，再真诚祈求上帝饶恕你。或者，村里的女巫可能会说你被恶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鸡的血帮你驱魔。
在中东，受古典传统训练的医生可能会说你的4种体液不平衡，要靠适当的饮食和恶臭的药水来加以协调。在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专家也有自己的理论，讲究三种能量（doshas）之间的平衡，并建议用药草、按摩及瑜伽来治疗。不管是中国的郎中、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医、非洲巫医，还是美洲印第安巫医，每个帝国、王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专家，各自对人体和疾病的本质持有不同的观点，也都各自有着全套的仪式、药剂和疗法。其中有些疗效惊人，但也有些几乎一出手就等于必死无疑。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种医疗实践当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至少有1/3的儿童无法活到成年，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远低于50岁。
时至今日，如果你生病了，住在哪里的影响比过去小多了。不论是在多伦多、东京、德黑兰，还是在特拉维夫，所有医院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过去也都在差不多的医学院里学着同一套科学理论。他们会遵循同样的医疗方案，进行同样的检测，得出非常类似的诊断结果，接着还可能开出由同一个国际药厂生产的同一种药物。虽然仍然存在细微的文化差异，但不论是加拿大、日本、伊朗，还是以色列的医生，对人体和人类疾病大多抱持相同的看法。“伊斯兰国”占领拉卡和摩苏尔之后，并没有拆毁当地的医院，反而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自愿前往提供服务。这样看来，即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样相信身\_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抗生素会杀死细菌。
这些细胞和细菌是由什么构成的？整个世界又是由什么构成的？1000年前，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来解释宇宙是什么、有什么基本成分。但到今天，全球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样一系列关于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以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为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伊朗和朝鲜对物理学的观点完全与以色列和美国一模一样。如果伊朗和朝鲜相信E = MC4，以色列和美国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核计划。
虽然人类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只要讲的是实际议题（例如，如何建立国家、打造经济体、兴建医院或制造炸弹），就能说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分歧当然还是会存在，但不论哪个文明都必然存在内部分歧。事实上，文明可能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要界定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改为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界定起来会容易得多。例如，1618年，欧洲并没有单一的宗教认同，而是由宗教冲突定义。要当一个1618年的欧洲人，就得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之间的微小教义差异了如指掌，而且愿意为了这些差异而杀人或被杀。如果活在1618年，却不在意这些冲突，这个人或许是土耳其人或印度人，但绝对称不上是欧洲人。
同样，1940年，英国和德国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水火不容，但都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并不比丘吉尔“不欧洲”。相反，正是他们之间的争战，定义了历史上这个时刻作为欧洲人的意义。相较之下，位于非洲南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库恩人（!Kung）绝不是欧洲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内部那些关于种族和帝国的冲突真的毫无意义。
我们最常发生争吵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身份认同是由冲突和困境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共同之处来定义的。在2018年，怎样才算是一个欧洲人？并不是要有白皮肤、信仰耶稣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争论关于移民、欧盟、资本主义的限制等议题；还要不断自问：“我的身份应如何定义？”并且担心人口老龄化、消费主义猖獗，以及全球变暖。21世纪欧洲人面临的冲突和困境，与1618年和1940年的欧洲人大不相同，反而与其贸易伙伴中国和印度越来越相似。
无论未来会有什么变化等待着我们，都可能像同一文明里的兄弟阋墙，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纠纷。21世纪的巨大挑战将是全球层面的。当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灾难时会怎样？当计算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打败人类，并在越来越多的职位上取代人类，又会如何？当生物技术让我们能够为人类升级、延长寿命，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
这样一来，又怎么解释目前有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地区？或许我们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过快地否定了过去美好的国家和民族？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是解决紧迫的全球危机的好方法？如果全球化会带来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它？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国土后，杀害了数万人，炸毁了历史遗迹，推倒了雕像，有系统地毁掉了过往政权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符号象征。但当“伊斯兰国”的士兵走进当地银行，看到美元上有美国总统的肖像、用英文写着赞颂美国政治与宗教理想的语句时，却不会烧毁美国的这一象征。因为美元超越了政治和宗教分歧，得到了世界的广泛认可。虽然美元本身没有价值（不能拿来吃，也不能拿来喝），但全世界对于美元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信心如此坚定，就算是宗教激进派、墨西哥毒枭和专制统治者也能志同道合。
然而，如果要说现代人在哪方面最为同质，大概就是对世界和人体的看法了。如果你在1000年前病了，那么你住在哪里事关重大。在欧洲，教区神父大概会说你让上帝不悦，想要恢复健康，你就要捐钱给教会，到圣地朝圣，再真诚祈求上帝饶恕你。或者，村里的女巫可能会说你被恶魔附身，她要用唱歌、舞蹈和黑色公鸡的血帮你驱魔。
在中东，受古典传统训练的医生可能会说你的4种体液不平衡，要靠适当的饮食和恶臭的药水来加以协调。在印度，阿育吠陀医学专家也有自己的理论，讲究三种能量（doshas）之间的平衡，并建议用药草、按摩及瑜伽来治疗。不管是中国的郎中、西伯利亚的萨满巫医、非洲巫医，还是美洲印第安巫医，每个帝国、王国和部落都有自己的传统和专家，各自对人体和疾病的本质持有不同的观点，也都各自有着全套的仪式、药剂和疗法。其中有些疗效惊人，但也有些几乎一出手就等于必死无疑。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种医疗实践当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至少有1/3的儿童无法活到成年，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也远低于50岁。
时至今日，如果你生病了，住在哪里的影响比过去小多了。不论是在多伦多、东京、德黑兰，还是在特拉维夫，所有医院看起来都大同小异，医生都穿着白大褂，过去也都在差不多的医学院里学着同一套科学理论。他们会遵循同样的医疗方案，进行同样的检测，得出非常类似的诊断结果，接着还可能开出由同一个国际药厂生产的同一种药物。虽然仍然存在细微的文化差异，但不论是加拿大、日本、伊朗，还是以色列的医生，对人体和人类疾病大多抱持相同的看法。“伊斯兰国”占领拉卡和摩苏尔之后，并没有拆毁当地的医院，反而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发出呼吁，希望他们自愿前往提供服务。这样看来，即便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医生和护士，也同样相信身\_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疾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抗生素会杀死细菌。
这些细胞和细菌是由什么构成的？整个世界又是由什么构成的？1000年前，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一系列故事来解释宇宙是什么、有什么基本成分。但到今天，全球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同样一系列关于物质、能量、时间和空间的理论。以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为例，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伊朗和朝鲜对物理学的观点完全与以色列和美国一模一样。如果伊朗和朝鲜相信E = MC4，以色列和美国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核计划。
虽然人类有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国家认同，但只要讲的是实际议题（例如，如何建立国家、打造经济体、兴建医院或制造炸弹），就能说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个文明。分歧当然还是会存在，但不论哪个文明都必然存在内部分歧。事实上，文明可能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要界定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改为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界定起来会容易得多。例如，1618年，欧洲并没有单一的宗教认同，而是由宗教冲突定义。要当一个1618年的欧洲人，就得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派之间的微小教义差异了如指掌，而且愿意为了这些差异而杀人或被杀。如果活在1618年，却不在意这些冲突，这个人或许是土耳其人或印度人，但绝对称不上是欧洲人。
同样，1940年，英国和德国虽然在政治观点上水火不容，但都是“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希特勒并不比丘吉尔“不欧洲”。相反，正是他们之间的争战，定义了历史上这个时刻作为欧洲人的意义。相较之下，位于非洲南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库恩人（!Kung）绝不是欧洲人，因为对他们来说，欧洲内部那些关于种族和帝国的冲突真的毫无意义。
我们最常发生争吵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身份认同是由冲突和困境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共同之处来定义的。在2018年，怎样才算是一个欧洲人？并不是要有白皮肤、信仰耶稣或相信自由，而是要激烈地争论关于移民、欧盟、资本主义的限制等议题；还要不断自问：“我的身份应如何定义？”并且担心人口老龄化、消费主义猖獗，以及全球变暖。21世纪欧洲人面临的冲突和困境，与1618年和1940年的欧洲人大不相同，反而与其贸易伙伴中国和印度越来越相似。
无论未来会有什么变化等待着我们，都可能像同一文明里的兄弟阋墙，而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纠纷。21世纪的巨大挑战将是全球层面的。当气候变化引发生态灾难时会怎样？当计算机在越来越多的方面打败人类，并在越来越多的职位上取代人类，又会如何？当生物技术让我们能够为人类升级、延长寿命，会发生什么事？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这些争论和冲突并不会让人类相互孤立，反而会让我们更加相互依赖。虽然人类距离建成一个和谐社会还很遥远，但已经属于同一个熙攘的全球文明。
这样一来，又怎么解释目前有一股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席卷全球许多地区？或许我们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过快地否定了过去美好的国家和民族？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是解决紧迫的全球危机的好方法？如果全球化会带来这么多问题，为什么不干脆放弃它？
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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