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至上:里卡尔多·穆蒂自传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非凡的艺术生涯,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在七十岁到来之际回首自己的人生。穆蒂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他曾经担任费城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份工作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1992年,该乐团授予他“桂冠指挥”的称号。他还是纽约爱乐乐团*受欢迎的客座指挥,并且一直是皇家音乐协会、萨尔茨堡音乐节等一流音乐组织或活动的座上宾。 普通大众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非凡的艺术生涯,指挥大师里卡尔多·穆蒂在七十岁到来之际回首自己的人生。穆蒂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他曾经担任费城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这份工作使他获得了世界声誉,1992年,该乐团授予他“桂冠指挥”的称号。他还是纽约爱乐乐团很受欢迎的客座指挥,并且一直是皇家音乐协会、萨尔茨堡音乐节等品质音乐组织或活动的座上宾。
里卡尔多·穆蒂以革新闻名,他打破了意大利指挥传统的窠臼,不再像前辈那样总是隐身于昏暗的乐池之中。他更喜欢一种前所未闻的音乐表达方式,这种能让“音乐说话”的方式也成为他饱受赞誉的指挥特色。在本书中,穆蒂追溯了自己备受瞩目的事业,道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并对音乐进行了探索。可以说,这对我们了解重要的作品及作曲家不无启迪。与此同时,本书还将带领我们展开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探访一所所音乐学院、一座座音乐厅和一家家歌剧院,了解台前幕后的故事。其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发生在穆蒂与其他很好艺术家之间的趣事,这些艺术家包括赫伯特·冯·卡拉扬、斯维亚托斯拉夫·里赫特、乔治·斯特雷莱等。
《音乐至上(里卡尔多·穆蒂自传)(精)》妙语连珠,风格鲜明,读来引人入胜,此外,书中还插入了大量作者的“私房照”,它们生动地展现了这位颇受人们爱戴的指挥家的人生经历。指挥是一项以音乐之名而展开的工作,在这本自传里,穆蒂对指挥所应秉持的职业操守进行了深思;同时,他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表现力丰富的演奏风格,这种风格业已扭转了人们对交响乐和歌剧音乐的认识。     **章小提琴代替了玩具
    “来,好戏开始了!”这是托尼奥在《丑角》一开场发出的号令。和别的很多音乐一样,该序幕中这一高深、静谧的声音,在我这一生里,始终伴随着我。
    那么,就让我们从搞清楚我的出生地开始吧,因为关于这一点总是迷雾重重。有些人说我是普利亚人,还有些人说我是那不勒斯人,但不知怎的,莫尔费塔的市民似乎要为这么个事实生气了――鉴于某些客观原因,我不能不说自己生在那不勒斯。那是1941年的7月28日,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我母亲不折不扣就是个那不勒斯人,我父亲则是普利亚人。我虽然出生在那不勒斯,但一落地他们就把我直接抱回了莫尔费塔,因此,对这两个家乡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我喜欢说自己是普利亚一坎帕尼亚人。
    尽管我父亲多梅尼科在普利亚行医,但因为我母亲,吉尔达?佩利一塞利托,深为她的老家感到骄傲,所以,我就被生在了那不勒斯。我们总共兄弟五人,母亲每次临盆前都要坐着火车返回那不勒斯在那里生产,然后,不出几日,再把我们带回莫尔费塔。自打懂事起,我们都觉得这个决定怪得离谱。我们问她,为什么要做这种漫长、艰苦甚至危险的旅行呢?起码生我那回,可是大战的第二年哪!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弟兄中至少有一个,一生都要绕着地球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意大利,但她却回答道:“有,如果你周游世界,*后――谁晓得呢――保不定在美国落脚,人们问你是哪人啊,你说‘那不勒斯’,他们准会高看你一眼。可如果你讲自己生在莫尔费塔,就少不得费点工夫和人解释这地方在哪儿了。”她在说“高”这个字时,发出了特别强调的音,只有那不勒斯人才这样说话。当时,我们谁也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但现在看来,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先见之明。
    当然,她这么说,并没有丝毫冒犯莫尔费塔人的意思。这个了不起的地方同样孕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不仅有博学的修道院长维托?福尔纳里,伟大的画家科拉多?贾昆托,更近的还有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他娶了我父亲的一个堂亲,偶尔还会来参加家庭会议)。
    我十四天大的时候,他们带我去了莫尔费塔,我在那儿一住就是十六年。我的启蒙学校以亚历山德罗?曼佐尼的名字命名,我在那里的*后三年,给我上课的是我的祖父多纳托?穆蒂,他也是该校的校长。祖父以严治校,这股严厉之风从我儿时起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成长期,直至长大成人。可以说,它对我的影响格外巨大。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我读的是同一所中学,萨尔韦米尼也曾就读于此),老师都一样严厉。就算是对初中生,他们也用敬语“您”来称呼。所以,直到今天,我在称呼别人“你”时还会觉得别扭;这是一个关乎教养和礼仪的问题。在我年少时,“您”这种敬语频频出现,它着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例如:课堂上的训话。在这种时候,师生成了对立的双方,你怎么也搞不清他们用“您”称呼彼此,是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呢,还是存心在奚落对方。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老师们一边咆哮着训斥学生,一边使用敬语“您”,比如:“您真是个蠢货!”
    我还记得初中一年级,有一次上拉丁语课,德尔佐蒂(老师揪住我的耳朵,硬把我拖起来,我简直疼得要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大难临头的“pluit aqua”:他问我这是什么格,我回答说“主格”,明显没有做过回家作业。他把我拽上讲台,兴味盎然地继续盘问我:“主格,呃?主格,呃?主格,呃?”还有一次,他命我翻译“mus est farinan”(老鼠吃面粉)这句话,此处的“est”(吃),和贺拉斯《书札》里的激情吞噬心灵一样,都暗藏着一个坑人的陷阱――结果,我把“吃”和“是”搞混了,他同样毫不容情地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桩桩,一件件,让我现在想起那些老师只觉得陌生,他们和今天的老师太不一样了,哪怕和教过我孩子的老师比,也是那么不同。我不清楚别的地方怎么样,但在硝烟刚刚散去的意大利南部,行事都要有钢铁般的纪律,教书也要用超严厉的手段,若是换到现在,那些老师恐怕都会被直接送进教师拘留所去了。
    虽然我认为这种教学手段不足取,但也不得不说,它们并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特殊的心理阴影;相反,它们让我受益匪浅,譬如,我至今都还能娴熟地使用拉丁语――这在国外常常能吸引好奇的目光。因此,我对我所有的老师都怀着某种感激。说到底,他们要求的只是那么点合乎体统的行为举止,他们希望我们表现得像“大人”而不是孩子。
    某天早晨,我的意大利语老师安杰洛?坦加里正在课堂上教授文学,这时,他听到有人发出了一个怪声,便问是谁干的,没人应答。于是,他威胁要让全班都受罚。有人站起来说:“是他!”坦加里对那个被指控的孩子做了个手势,那孩子承认自己有错,于是,那天上午他就被逐出了教室。午后一点,铃声响过,老师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学生们鱼贯而出,逐个跟老师道别。当那个告密者走上前时,老师将他扣下,并关了教室门,没人知道老师都和他说了些什么。这类情景会让许多熟悉意大利文学的读者想起埃德蒙多?德阿米奇斯于1886年推出的经典读物《爱的教育》中的一幕:“脸色铁青的老师走到他的课桌边,怒不可遏地问道:‘是谁干的?’”
    自德阿米奇斯的小说初版问世以来,七十年过去了,情况却依然如故:家风崇严,校风崇严。我不想争孰是孰非,我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成长环境,也希望借此说明为什么我身上会有某种矜持。这种矜持常常被视为存心的清高,或者更糟,被视为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在那种矜持背后甚至深藏着某种羞怯。(有时候,我可能是显得“严肃冷漠”、“不苟言笑”,但就在近两年的某天晚上,我在米兰的曼佐尼街与蒙特纳波莱奥内街的交叉口偶遇吉吉?普罗耶蒂和罗伯托?贝尼尼,我们闲侃了一些八卦,他俩都惊讶于我知道那么多可乐的事。)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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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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