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时代：社会伦理道德面临巨变
从历史来看，一个社会哲学、道德、伦理、思想、文化、宗教的决定力量是技术的发展与变革。技术的发展，将会导致物质基础的改变，也意味着可分配物质的多少。换句话说，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哲学、道德、文化和伦理。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思想都不可能超越技术发展和物质基础，一切理论也都受制于技术背景下的物质能力。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天然具有活跃性的技术永远在改变物质世界。
人类提升技术的动力，是与生俱来的，它根植于人类的内心深处，更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儒学之所以在春秋时期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汉代独尊儒术的出现，是在改朝换代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统治阶级亟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进而对各种思想进行整合，取己所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这些思想的提出，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强调君权神授，把君权和神权统一，形成君权的宗教化，用于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此后，千年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儒教为主体，除了为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也与农业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儒教受到冲击，尤其是在新时代技术和经济发展取得较大进步的背景下，外来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原有封闭的文化、思想。受此影响，儒教分崩离析。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思想上出现了什么了不起的变化，而是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在社会、经济、军事等基础上，催生出了新思想与新文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使用改变了人类的面貌。蒸汽火车改变了人们对于速度的认识，坐在火车上，看到飞奔的马车快速后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验。与此同时，蒸汽机生产线上，机器零件如魔鬼般的自动化节奏，让人们领略了技术的威力。
机器的使用，给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带来巨大变化，特别是之前在较长时间被视为真理的东西不断被新生事物打破，新的规则被建立起来。比如，和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产品一样，早期的汽车只有少数富人能够使用，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乘坐。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单辆汽车的生产成本并不高，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一发明，于是数十人共同乘坐的汽车——公共汽车——诞生了。
公共汽车的特点是多人可以共同乘坐，作为一种共有产品，它解决了不能使用新发明成果的问题。公共汽车的出现，给了人类更多启示，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共同使用和分享一种新产品。这种新想法催生了一个新概念：公共产品。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物质财富得到巨大的提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关系开始出现。
100年前，对于同性恋，绝大多数地区的人都不能容忍，因为繁衍是人类的基本要求，而同性恋无法实现这个要求，当事人彼此再有感情，也不为社会所接受，况且它与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相违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到了21世纪，人类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渐接受。
这种进步和变化，正是建立在社会物质取得大发展的基础上，因为当下人类繁衍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这一切又基于粮食产量的大大提升，婴儿存活率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更加完善，人类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恐惧感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由此，人类对繁衍的渴求，让位于爱、自由、理解和尊重。
物质的变化也在影响着国家的政策与法律。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被我国社会精英阶层广泛传播与接受，到了80年代初，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这一认知的前提是，人口寿命在增加，婴儿存活率在上升，人口出生率在增加，但社会物质生产的水平却并不高，即社会物质增长的水平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当时除了思想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的精英阶层都理解并支持计划生育国策。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出现松动，甚至逐渐开始鼓励生育，这是基于物质生产能力的大大提升，人们的认知和思维随之发生新的转变。比如，得益于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我国的粮食产量得到较大提高。19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约34250万吨，到2016年，粮食产量达到61624万吨，翻了近一倍；与此同时，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猪牛羊禽等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出现大幅增长，且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同的土地和资源，已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
此外，受到新技术的推动，工业、建筑等领域的生产能力也出现了惊人的爆发。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物资匮乏社会，发展成为产能过剩社会，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来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被浪费，经济就会陷入低迷。因此，适当增加人口，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逐步被人们接受，政府也审时度势，对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同样证明了技术的发展变化是物质生产能力提升的基础，而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势必带来政策、思想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
来源：《6G技术革命》
人类提升技术的动力，是与生俱来的，它根植于人类的内心深处，更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儒学之所以在春秋时期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汉代独尊儒术的出现，是在改朝换代后，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统治阶级亟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进而对各种思想进行整合，取己所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行体，化天数而成”，这些思想的提出，一个核心目标就是强调君权神授，把君权和神权统一，形成君权的宗教化，用于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此后，千年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儒教为主体，除了为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也与农业社会的发展相适应。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儒教受到冲击，尤其是在新时代技术和经济发展取得较大进步的背景下，外来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原有封闭的文化、思想。受此影响，儒教分崩离析。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思想上出现了什么了不起的变化，而是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在社会、经济、军事等基础上，催生出了新思想与新文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使用改变了人类的面貌。蒸汽火车改变了人们对于速度的认识，坐在火车上，看到飞奔的马车快速后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验。与此同时，蒸汽机生产线上，机器零件如魔鬼般的自动化节奏，让人们领略了技术的威力。
机器的使用，给人类的行为和思想带来巨大变化，特别是之前在较长时间被视为真理的东西不断被新生事物打破，新的规则被建立起来。比如，和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新产品一样，早期的汽车只有少数富人能够使用，一般民众没有机会乘坐。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单辆汽车的生产成本并不高，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于这一发明，于是数十人共同乘坐的汽车——公共汽车——诞生了。
公共汽车的特点是多人可以共同乘坐，作为一种共有产品，它解决了不能使用新发明成果的问题。公共汽车的出现，给了人类更多启示，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共同使用和分享一种新产品。这种新想法催生了一个新概念：公共产品。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物质财富得到巨大的提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社会关系开始出现。
100年前，对于同性恋，绝大多数地区的人都不能容忍，因为繁衍是人类的基本要求，而同性恋无法实现这个要求，当事人彼此再有感情，也不为社会所接受，况且它与当时的社会伦理和道德相违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到了21世纪，人类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逐渐接受。
这种进步和变化，正是建立在社会物质取得大发展的基础上，因为当下人类繁衍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这一切又基于粮食产量的大大提升，婴儿存活率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更加完善，人类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恐惧感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由此，人类对繁衍的渴求，让位于爱、自由、理解和尊重。
物质的变化也在影响着国家的政策与法律。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被我国社会精英阶层广泛传播与接受，到了80年代初，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这一认知的前提是，人口寿命在增加，婴儿存活率在上升，人口出生率在增加，但社会物质生产的水平却并不高，即社会物质增长的水平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当时除了思想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社会的精英阶层都理解并支持计划生育国策。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今天计划生育政策出现松动，甚至逐渐开始鼓励生育，这是基于物质生产能力的大大提升，人们的认知和思维随之发生新的转变。比如，得益于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我国的粮食产量得到较大提高。19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约34250万吨，到2016年，粮食产量达到61624万吨，翻了近一倍；与此同时，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猪牛羊禽等农副产品的产量也出现大幅增长，且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同的土地和资源，已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
此外，受到新技术的推动，工业、建筑等领域的生产能力也出现了惊人的爆发。我们已经从过去的物资匮乏社会，发展成为产能过剩社会，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来消费，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会被浪费，经济就会陷入低迷。因此，适当增加人口，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逐步被人们接受，政府也审时度势，对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同样证明了技术的发展变化是物质生产能力提升的基础，而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势必带来政策、思想的变化，最终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发生变化。
来源：《6G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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