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技术》:文字创建文明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如果需要记事,就采用结绳等方法。“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和秘鲁印第安人都有结绳记事的习惯,并且各自有一套十分系统甚至复杂的记录方法。单靠语言传输会造成误传,这是由语言信息的不稳定性引发的。如果我们需要将某些信息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就必须要有可以承担这个任务的新载体。文字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信息不仅能够分享,还能记录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的圣书字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记录了古埃及帝国、古巴比伦王国和古波斯王朝的历史故事。这两种文字在公元前后已经绝迹,但在近代考古学家的探索下,它们重见天日,如今已进入博物馆,作为文字史上的重要见证而存在,堪称文字的化石。

中国最早的文字起源于何时,已难以考证。商代出现了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也就是甲骨文。同语言产生之宿命论说法类似,文字的发展也有迷信之说,然而却又和语言迥然不同:文字的推广,巫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上古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巫师。在物质匮乏、精神缺失的奴隶社会,巫师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人们一种信仰寄托。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说,宗教这种比较虚无的学科,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而早期的巫术也是如此。

最早发现的甲骨文主要记录的并不是历史,而是吉凶。到了殷周时代,巫术已普遍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巫师的地位也从平民百姓跃升为统治贵族。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也依然能看到巫师在古时统治阶级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如韩剧《拥抱太阳的月亮》、国产剧《琅琊榜之风起长林》等。这些巫师虽然说不上杀伐决断,但他们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巨大的声望来取信于人,并且巫、史不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史官都善于占卜。正是由于百姓对于神鬼的深信不疑,作为神鬼代言人的巫师自然也推动了文字的发展,因为他们除了占卜,也负责加工整理原始文字,使之成为成熟的文字并流传下去。巫术的发展和巫师的社会地位对于文字的推广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无数先辈的努力,文字历经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阶段。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大篆和六国古文作为中国文字得以广泛应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小篆统领全国文字,并在之前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文字作为一种远程信息传输工具,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有了传承的力量,让古代的老百姓能够了解到文艺界和政治界的大事: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韩非那深刻的哲学思想,还是一国之主发布的诏令,哪怕是大字不识的平民百姓,也能通过文字和语言的传播知晓一二。与此同时,民间的言论和百姓的生活则通过语言相传逐渐编成歌谣,这些歌谣后来也被整理成了文字,传到统治阶级耳边,进而也促进了官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这些歌谣先在民间口耳相传,后来逐渐以文字记载的形式流传下来,形成了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的形成,横跨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前后历经五六百年,最终成书于春秋中期。早期的《诗经》以篆体字记录。这部璀璨精妙的中华经典内容丰富,上至贵族文人的宗庙乐歌,下至平民百姓的农业劳作,毫无疑问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今天我们之所以能读到这部经典之作,归功于它背后无数的华夏子民和推动它流传的学者官员,因为《诗经》的传承,在信息落后的上古时期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诗经》中的大部分诗作来自民间,单收集工作就困难重重:百姓口耳相传的范围十分广泛,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南至长江北岸,再扩展到江汉流域。其次,这些口传民谣的收集历时长,文字整理也很缓慢:在毛笔和造纸术发明以前,文字都是刻在简牍和丝帛上,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幸运的是,由于采诗官们的辛勤和耐心,这些困难最终得以克服。

《诗经》的成书和流传,离不开它背后的功臣们。
第一位是西周采诗官尹吉甫,除了采集和编纂以外,他还参与了《诗经》的一些篇章创作。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一位老师,他对《诗经》进行了修订,并以诗教授,在他的弟子中广为流传,影响力巨大,这位老师名曰孔仲尼,即后来大名鼎鼎的孔子。

孔子修订和编纂了《诗经》以后,由弟子“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担任传承的重大使命。到了西汉时期,先后有申培公、辕固生、韩婴继续传诗,传下去的诗篇分别称为齐诗、鲁诗、韩诗,合称“三家诗”。三家诗先后失传,至今仅存10卷韩诗。

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是毛公传下来的“毛诗”。在前人编纂的基础上,毛诗的全书有一篇序言,被称为“大序”,每一篇诗下面都有小序,作用是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被称作“毛诗序”。这些序言是中国第一篇诗歌理论的专论,为后来中国诗歌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虽然“毛诗序”和“大序”在当时引起了些许争论,但它们是文字发明以后,信息得以传承和总结的结晶。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结晶,才奠定了我国儒家诗学传统的开端,书写了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比起单靠语言的面对面同步传输,文字的应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引发了第二次信息革命。
中国汉字字体,于东汉末年正式宣告以行书收尾,完成了其发展之路。
文字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为人们的信息记录和远程通信带来了重要突破。古时的人类社会主要将文字用于信件、历史记载等重要事宜上,配合语言传播,让第二次信息革命得以蓬勃发展。早期人类以各种石器、金属工具作为书写用笔,后来西方有羽毛笔,中国有毛笔。在造纸术尚未出现和不成熟之时,西方人将文字写在羊皮卷和纸莎草上,中国则用简牍和丝帛作为文字载体。丝帛虽轻巧,但不易得到,价格也十分昂贵,因此古人多用简牍,其中以竹牍、木牍居多。借助简牍上的文字,加上古人的勤奋,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学作品虽然在落后的传播技术下缓慢流传,但也幸而得以保存。依靠文字记载,人类文明不断开疆拓土,留下许多珍贵文献,流传至今。

其中令人顶礼膜拜之作,当属《史记》。
《史记》集历史性和文学性于一身,其为中华历史文化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世人皆知,但它背后的成书过程和传递经历则无比艰辛。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朝修史官员司马谈临终之时,将撰写史书的遗命留给儿子司马迁。子承父业,而又励精图治,司马迁秉承父亲遗愿通读史料,游历全国收集相关资料。创作期间,这位史学家磨难重重,经历了创作的艰辛和政治酷刑。他耗费10多年的光阴进行撰写,又继续耗费另一个10年进行修改,用尽毕生心血终于成书。由于书中有不利于汉武帝的评论,成书之后,司马迁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将其藏匿,使其不在民间流传。直到汉宣帝时期,司马迁外孙杨恽上书皇帝,该书内容才开始在民间逐步为人知晓。

《史记》的问世,无疑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书的史料收集耗时多年,撰写又花了10多年,成书前后总耗时20多年。在造纸术还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时期,司马迁用毛笔写在简牍之上。50多万字的纪传体通史,共耗费240万片竹简。在如今书籍印刷便利,并常配有电子版本的现代社会,一个稍大些的旅行背包甚至一个极轻的Kindle便可装下这一巨著,而在那个时期却可装满很多辆马车,占据藏书阁很大的空间。由于最早的版本是以简牍为载体,加上篇幅巨大,许多篇章已经失散,损毁不可避免。虽然杨恽为该书的流传不遗余力,但在传播手段和信息尚不发达的汉朝,《史记》的流传犹如细流一般在夹缝中缓缓流淌。

历史就是如此有趣:旧的东西正在消逝,新的东西正在破土而出。
当人类有了比之前记事方法更为先进的文字,便摒弃了落后的结绳方式,创建了人类文明;而简牍和丝帛作为文字的载体,随着更先进技术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这种更先进的技术就是印刷术。

来源:《5G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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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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