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纵横家书》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在文物出版社发行。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明生
《战国纵横家书》由唐兰与马雍整理。

全书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原无章名,为了阅读方便,整理小组在每章释文前加了章名。其中有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外的十六章,即相当于全书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文字,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为《战国策》所无,也不见于《史记》。这部分内容,不但可以补充《战国策》、《史记》等书之不足,还可以订正这些书籍的一些错误。本书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补记:
1971年12月底的一天,长沙366医院挖防空洞的民工发现,原来的红色网格土忽然变成另一种非常疏松的土壤,拔钢筋时带出一股气体,与点烟的火柴相遇,居然着了……由此,马王堆三座汉墓赫然展露在世人面前。

1974年3月,帛书出土不到4个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

1974年至1976年,唐兰、张政烺、朱德熙和裘锡圭整理的《老子》甲本及卷后古佚书、《老子》乙本及卷前古佚书,唐兰与马雍整理的《战国纵横家书》,张政烺负责的《春秋事语》释文以及《五星占》、《地形图》、《导引图》、马王堆帛医书、《驻军图》、《相马经》、《天文气象杂占》、《六十四卦》等篇目都完成了拼接、释文工作,有的还做了校注,分别刊载于1980年、1983年、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叁)、(肆)中。但张政烺先生整理、马王堆简帛中篇幅最长的《周易》经传,以及一些重要的术数类文献,如《刑德》、《阴阳五行》等未见收录,更缺少对已有成果的全面总结。

  1976年“文革”结束,帛书整理小组人员陆续回到原单位工作。“回归”,意味着无暇顾及帛书整理。“学术成果最丰沛的,还是在帛书出土后的那两年。”湘博马王堆研究小组组长喻燕姣介绍,当时的帛书整理小组以古文字研究为主,同时配备了医药、天文、历史等各学科大师进行跨学科合作,比如帛书医书部分就由学者李学勤和医学专家马继兴合作,李学勤负责文字考释,马继兴承担医药学知识的解读。“当下也很难组织起这样的力量了。”

  1995年,国家文物局请李学勤牵头,重新恢复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工作。由于经费得不到保障,工作室只保留了不到一年。

  2008年年初,湘博希望对30余年来马王堆汉墓简帛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将未发表的帛书及其他残片进行归类分析,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做出高质量的释文和注解。2008年9月,湘博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下称“中心”)、中华书局达成合作协议,成立《集成》编纂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冯宝志说,《集成》客观上加快了一些帛书研究项目的进程。

  整理工作有的部分相对容易。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说:我除了协助裘老师的《老子》甲乙本工作之外还负责《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个人的感觉是,70年代的整理水平相当高,我们现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缀合、释读、断句上有一点小的突破,整个大的框架还是当年那批学人搭建的。有的则比较繁难。中心助理研究员程少轩负责的《阴阳五行》甲篇,属于术数类文献,涉及非常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内容深奥,帛书出土时残损为大小不等的数百块碎片,虽有一些学者做过研究,但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拼合方案,其拼合、释读、注释,可谓举步维艰。作者对数百张位置未定的残片一一甄别,经常需要耗时几天才能拼入一张。在最后攻坚阶段,正值举国熬夜观看巴西世界杯期间,铁杆球迷程少轩为督促自己,将电脑屏幕显示设为“开机就做项目”几个异常醒目的大字。

  陈剑可谓是中心拼复残片的“狂人”:比如《周易》里面的“修復”两个字右半边在那儿,已经可以知道是什么字,我在残片里找到了左边的单人旁和双人旁,把它拼上去,这才真正“修复”了。能拼上去为什么不拼呢?他说拼复残片时的最佳状态是连续工作一个月以上,可以记住几百个残片模样,看到帛书空缺处就能联想起来。“这次研究整理期间,中心一共补上了100多处残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补上了七八片。”中心近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利用帛书“空白页”及“衬页”上反印、倒印或渗印的文字,对帛书内容进行补正和拼接残片。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共分七册,前两册为整理图版,中间四册是释文注释,第七册是原始图版,定价9900元。“《集成》的主要受众还是学者。比如当时的医书,对现在的中医没用,但对研究中医史很有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如是说。

  项目从2008年9月正式启动,到2014年完成出版,前后经历了6个年头。古文字研究专家胡平生先生评价道:“《集成》是一部优秀的出土文献整理著作,其在文献传承方面的价值不可估量,必将在学术界乃至更大的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复旦大学教授、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专家裘锡圭介绍,在出土的帛书中,大部分书早已失传,有些书如 《周易》、《老子》,虽然有今本传世,但马王堆出土的是古本,内容与人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有不少差异。通过对马王堆简帛的释读,可以校正今本的错误,使人们更准确了解我国古代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认为很多先秦的书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马王堆帛书出土整理以后,就知道有些被认为假造的书确实是先秦时代的著作。”

  李学勤说,帛书不仅展示了2000多年前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还提供了《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以外的资料与观点。他建议人们关注其中的楚文化元素,因为长沙正是楚文化的中心。“进一步研究马王堆帛书的时代性和地方性,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楚文化传统、汉代文明的一些看法,这在考古学上和历史学上的意义是很难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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