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 一个小说家的自传
·罗斯（1933-2018），1997年，·罗斯凭借《美国牧歌》摘得普利策文学奖。1998年，罗斯在白宫受颁美国国家艺术勋章。2002年，他又获得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很高荣誉——虚构类作品金奖，该奖的往届获奖者有约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纳、索尔·贝娄等有名作家。罗斯于1960年、1996年分别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和《萨巴斯的剧院》两度将美国国家图书奖揽入囊中。此外，他还获得美国书评人协会奖两次，笔会／福克纳奖三次。罗斯的《反美阴谋》被誉为“2003-2004年度以美国为主题的很好历史小说”，这部小说于2005年荣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奖和W.H.史密斯文学奖年度很好图书。罗斯也因此成为W.H.史密斯文学奖设立四十六年以来首位两度获奖的作家。 2005年，罗斯成为第三位由美国文库为其出版非常不错版作品全集的在世作家。此后，罗斯接连获得笔会／纳博科夫奖（2006）和笔会／贝娄奖（2007）。2011年，他在白宫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同年，他又成为第四位布克靠前文学奖的获得者。2012年，罗斯赢得西班牙很高荣誉——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13年，他又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很高荣誉——法国荣誉高等骑士勋章。 本书是·罗斯“罗斯系列”的部。小说以“我”罗斯与祖克曼（作者创造的第二个我）一去一回两封信为开头和结尾，中间分五个部分：序幕、安全的家园、乔学院、我梦想中的女孩、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开始，追溯“我”从一个犹太小镇男孩变成一个功成名就的小说家的人生轨迹。小说在严格的非虚构叙事下，呈现出一个“未经修饰”的“罗斯”--一个初露头角的艺术家、学生、儿子、情人、丈夫、美国人、犹太人，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小说和自传的关系：有多接近就有多遥远。 安全的家园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优选的威胁来自海外，即我们的敌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我还记得九岁时的恐惧，放学后在街上玩耍，跑步回家时却在门道中看到晚报的通栏大标题《科雷希多岛失守》，方意识到美国真有可能输掉数月前刚加入的世界大战。靠前的优选威胁来自那些反对或抵制我们的美国人——或瞧不起我们，或严格排挤我们——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我知道，我们是被容忍和接受的——在公开的个案中甚至获得特别的尊敬——我从不怀疑，这个国家是我的(新泽西和纽瓦克也是我的)，但也很好清楚来自非犹太人很高层和很底层的威胁。 很高层的是那些非犹太人主管，掌管父亲供职的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其办公室设在麦迪逊大道一号(我知道的个曼哈顿地址)的公司总部。当我还是小男孩时，三十岁出头的父亲成了公司新上任的代理人，每周工作六天，外加大多数的傍晚。他感谢这份工作提供的中等稳定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在大萧条时期。数年前，他与母亲婚后并的家庭鞋店破了产。之后，他不得不打各式散工，报酬低微，没有前途。他曾得意地向儿子解释，大都会是“世界上优选的金融机构”；作为代理人，他向大都会的投保人提供一把“大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公司推出几十种宣传手册，向保户推介有关健康和疾病的常识教育，我曾从它接待室的信息架上收集到一整套。其时，每逢周六早晨，父亲带我去狭窄街道的纽瓦克市中心，那里有大都会的埃塞克斯地区办公室，几乎占了商业楼的全层。我在阅读“肺结核、妊娠、糖尿病”，父亲则在忙他的分账登记和书面工作。我有时洋洋得意地坐在他办公桌后的转椅上，在大都会的信笺上练习书法；信笺的一角有父亲的名字，另一角有大都会的总部大楼，很好是灯标，他借用大都会的官方措辞为我解释：那是一座从不熄灭的灯标。 我家挂在走廊电话桌上方的是一幅装框的《独立宣言》副本，由大都会颁发给当年在地区办公室中业绩斐然的代理人。我开始上学时，每天经过都会看到，便在心里将签署这份珍贵文件、追求平等的伟人，与麦迪逊大道一号的公司主管连在一起。后者是我家的恩人，凑巧的是，其时大都会的总裁也叫林肯。不止于此，当父亲时来运转开始拜访总部时，接待他的是代理人主管赖特先生。他的真知灼见，父亲一生都很好重视；他的身高、英俊、随和，父亲向来钦佩不已。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对那些有头有脸的非犹太人的恭敬，绝不低于父亲。但我又像他一样明白，正好又是这些主管，在这世界上优选的金融机构内公开无忌地密谋，仅让几个做样子的犹太人攀升至相对重要的职位。 父亲很好推崇自己区的犹太经理山姆·彼得弗洛伊恩德，其中一个原因——除了他早早察觉父亲的勤快，提拔父亲为经理助理，从而激发父亲的奉献以外——就是大都会公司极不情愿让犹太人升得太高，但彼得弗洛伊恩德脱颖而出，而且是在一个业绩这么很好的大区。他偶尔来我家就餐，我和哥哥就会从走廊的壁橱里取出绿色毛毡，铺在餐厅桌子上，再摆上新洗的亚麻台布、亚麻餐巾、高脚水杯，然后在餐厅与大家一起享用“美味佳肴”。餐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插花的大型油画，是我舅舅米奇从卢浮宫精心复制而成的。餐厅的橱柜上摆着两位先人的摄影肖像，分别是外祖父和伯伯米尔顿，他们的名字加在一起便是我的名字。只有在宗教节日、特殊家庭聚会、彼得弗洛伊恩德先生来访时，我们才在餐厅进餐——我们一直尊称他为彼得弗洛伊恩德先生，甚至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父亲当面称他为“老板”，“想要一份饮料吗，老板？”晚餐前，我们坐得颇不自然，身处自己的客厅，反而像是在做客。彼得弗洛伊恩德先生抿一口杜松子酒，我得到鼓励，在旁聆听他的智慧。P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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