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
普通青少年，青年(14-20岁) 这本《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其中一册。
《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作者胡宗刚)收录了《同庚三门生》；《改革开放与国外学术交流》；《湖南、广西考察》；《六十离休》；《私人访问瑞典》；《访问英法德三国》；《拉丁文在分类学上的使用》等内容。 此外，王文采还多次参加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参加北京百花山、雾灵山，河北小五台山，广西百色、龙州，江西武功山以及云南马关、大围山、西北部、西双版纳等地考察；60年代，先后参加云南中甸县哈巴雪山，四川康定、宝兴，广西西南部的考察；80年代，参加湖南桑植县天平山、安徽黄山、广西九万大山、浙江天目山等地考察；1991年，在瑞典参加乌普萨拉大学系统植物研究所考察队到瑞典中部山区考察。
二、采集过程
笔者供职于庐山植物园，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研究机构与有名人物研究有年。2011年3月，承担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至2012年10月结束。项目主要任务是手稿资料采集、口述资料采集和研究报告撰写等。笔者选择王文采先生为采集对象，实是因为自2000年起，为撰写出版《不该遗忘的胡先啸》、《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胡先骊先生年谱长编》与王先生交往已深，得其鼎力帮助和道义支持。拙著陆续出版之后，王先生均一一称许，令人欣慰。与此同时，也得中科院植物所认可，遂于2007年邀至该所，参与编写该所之《所志》两年。来所之后，还有幸与王先生合作完成《王文采口述自传》一书。
起初，笔者就合作进行《口述自传》征求王先生意见，不得其赞同。这与王先生一贯为人低调有关，其认为中国植物学界值得书写的人物甚多，故而谢绝。而笔者则认为，《口述自传》虽然是以先生生平为主线，但以此却可带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历史，达到为后世留信史之目的。反复劝说，才勉强同意。在实际进行时，王先生所述其个人生平，甚为简略，所谈旧人旧事也不丰富。在口述基础之上，结合笔者对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知识，及在中科院植物所编写《所志》，从容查阅档案之便利，还约请中科院植物所牛喜平书记、傅德志研究员撰写相关文字，勉强将此书做成。经口述丛书主编樊洪业先生多次修改，出版之后，居然得到学界认可，王先生也十分满意。
此次“采集工程”，其意义高于此前之《口述自传》，乃是将老科学家一生研究作一全面整理，将其手稿妥善典藏，供后人利用；撰写传记，传之久远。王文采先生对此十分支持，因为中科院植物所许多老先生之手稿在退休或逝世之后，在清理办公室时，被当作为废纸处理，很是遗憾。植物研究所对于采集工作，也予以支持，并提供应有之便利。
接受采集任务之后，组成采集小组，由笔者和中科院植物所孙英宝、庐山植物园曹瑛三人组成。笔者认为采集工作虽有一些事务性质，但其研究部分属于人文科学，而人文科学研究应由一人独自完成。故项目执行计划、资料采集、与王先生访谈及研究报告撰写均由笔者承担，采集小组其他成员只是给予一些协助。
2007年进行《口述自传》所作之访谈，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访谈地点在植物所王先生办公室。因为王先生每周来所一次，所以访谈也就每周进行一次。但王先生来所有研究工作需要进行，还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如到标本馆看标本、年轻学子问学等，所以他接受采访时间有限，对所提之问，总是简略回答，没有发挥。笔者也不便反复设问，留下遗憾。其后，王先生干脆进行笔谈，让笔者将问题写出，下周来时即给笔者稿子，笔者再写出问题。如此往复，经两月而毕，其后还有补充。这次访谈，吸收上次经验，改变方式，以求达到良好效果。王先生仍然是每周来所一次，笔者却提议到其府上进行，得其同意。故先后至其寓所有6次，每次约3小时，获得共400多分钟访谈录像。时间分别在2011年9月和2012年3月。由于对王先生一生经历已有了解，故这次不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而是事先形成若干主题，让王先生围绕主题，谈其前后经过。每个主题，即摄一段录像。如家世、从师大到植物所经过、云南采集、胡先啸多元系统、秦仁昌学术成就、《图鉴》编写、近年来研究工作、陈家瑞、肖培根、三位门生等。王先生已是八十有六，仍有很好记忆，思维依然清晰，再加上时间充裕，所以每个主题，均谈得十分深入和周全，大大丰富了2007年的访谈。这种形式，效率极高，所谈没有重复之处。每次上午八时半到达，随即进入访谈，一谈即三小时，王先生毫无倦容，老人精力令人赞佩；但更为赞佩的是思维，口述每一主题，整理出来几乎就是一篇回忆文章。访谈结束，即受邀在王先生家吃午饭。在举箸之间，王先生还讲一些史事，让我有更深入了解。p2-3
《笺草释木六十年(王文采传)》(作者胡宗刚)收录了《同庚三门生》；《改革开放与国外学术交流》；《湖南、广西考察》；《六十离休》；《私人访问瑞典》；《访问英法德三国》；《拉丁文在分类学上的使用》等内容。 此外，王文采还多次参加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等活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参加北京百花山、雾灵山，河北小五台山，广西百色、龙州，江西武功山以及云南马关、大围山、西北部、西双版纳等地考察；60年代，先后参加云南中甸县哈巴雪山，四川康定、宝兴，广西西南部的考察；80年代，参加湖南桑植县天平山、安徽黄山、广西九万大山、浙江天目山等地考察；1991年，在瑞典参加乌普萨拉大学系统植物研究所考察队到瑞典中部山区考察。
二、采集过程
笔者供职于庐山植物园，从事中国近现代生物学研究机构与有名人物研究有年。2011年3月，承担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至2012年10月结束。项目主要任务是手稿资料采集、口述资料采集和研究报告撰写等。笔者选择王文采先生为采集对象，实是因为自2000年起，为撰写出版《不该遗忘的胡先啸》、《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胡先骊先生年谱长编》与王先生交往已深，得其鼎力帮助和道义支持。拙著陆续出版之后，王先生均一一称许，令人欣慰。与此同时，也得中科院植物所认可，遂于2007年邀至该所，参与编写该所之《所志》两年。来所之后，还有幸与王先生合作完成《王文采口述自传》一书。
起初，笔者就合作进行《口述自传》征求王先生意见，不得其赞同。这与王先生一贯为人低调有关，其认为中国植物学界值得书写的人物甚多，故而谢绝。而笔者则认为，《口述自传》虽然是以先生生平为主线，但以此却可带出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历史，达到为后世留信史之目的。反复劝说，才勉强同意。在实际进行时，王先生所述其个人生平，甚为简略，所谈旧人旧事也不丰富。在口述基础之上，结合笔者对中国近现代植物学史知识，及在中科院植物所编写《所志》，从容查阅档案之便利，还约请中科院植物所牛喜平书记、傅德志研究员撰写相关文字，勉强将此书做成。经口述丛书主编樊洪业先生多次修改，出版之后，居然得到学界认可，王先生也十分满意。
此次“采集工程”，其意义高于此前之《口述自传》，乃是将老科学家一生研究作一全面整理，将其手稿妥善典藏，供后人利用；撰写传记，传之久远。王文采先生对此十分支持，因为中科院植物所许多老先生之手稿在退休或逝世之后，在清理办公室时，被当作为废纸处理，很是遗憾。植物研究所对于采集工作，也予以支持，并提供应有之便利。
接受采集任务之后，组成采集小组，由笔者和中科院植物所孙英宝、庐山植物园曹瑛三人组成。笔者认为采集工作虽有一些事务性质，但其研究部分属于人文科学，而人文科学研究应由一人独自完成。故项目执行计划、资料采集、与王先生访谈及研究报告撰写均由笔者承担，采集小组其他成员只是给予一些协助。
2007年进行《口述自传》所作之访谈，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访谈地点在植物所王先生办公室。因为王先生每周来所一次，所以访谈也就每周进行一次。但王先生来所有研究工作需要进行，还有其他事务需要处理，如到标本馆看标本、年轻学子问学等，所以他接受采访时间有限，对所提之问，总是简略回答，没有发挥。笔者也不便反复设问，留下遗憾。其后，王先生干脆进行笔谈，让笔者将问题写出，下周来时即给笔者稿子，笔者再写出问题。如此往复，经两月而毕，其后还有补充。这次访谈，吸收上次经验，改变方式，以求达到良好效果。王先生仍然是每周来所一次，笔者却提议到其府上进行，得其同意。故先后至其寓所有6次，每次约3小时，获得共400多分钟访谈录像。时间分别在2011年9月和2012年3月。由于对王先生一生经历已有了解，故这次不采取一问一答形式，而是事先形成若干主题，让王先生围绕主题，谈其前后经过。每个主题，即摄一段录像。如家世、从师大到植物所经过、云南采集、胡先啸多元系统、秦仁昌学术成就、《图鉴》编写、近年来研究工作、陈家瑞、肖培根、三位门生等。王先生已是八十有六，仍有很好记忆，思维依然清晰，再加上时间充裕，所以每个主题，均谈得十分深入和周全，大大丰富了2007年的访谈。这种形式，效率极高，所谈没有重复之处。每次上午八时半到达，随即进入访谈，一谈即三小时，王先生毫无倦容，老人精力令人赞佩；但更为赞佩的是思维，口述每一主题，整理出来几乎就是一篇回忆文章。访谈结束，即受邀在王先生家吃午饭。在举箸之间，王先生还讲一些史事，让我有更深入了解。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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