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回忆录：冯自由回忆录(J):革命逸史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很有根据、很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收笔下，且记述多为非亲历者不能知之趣事。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费正清、唐德刚、杨天石、傅国涌等海内外民国史专家一致评定此书为民国史书，蒋介石、林森等曾亲笔题写“书名”。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大兴党狱。康有为得英国军舰保护，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宫崎遂赴香港迎康至东京。平山则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轮赴日。时进步党大隈重信任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后，则改由进步党供给。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爰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梁谓康有事不能来，特派彼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见，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数日后，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访谒，康、梁出见，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复辩论三句钟，康宗旨仍不少变。谈论间，王照忽语座客，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等语。康大怒，立使梁铁君强牵之去，并告少白谓：“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径携王至犬养寓所，王遂笔述其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纪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
王照任职礼部主事，尝上书请清帝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摺为礼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违旨，堂官始为代奏。清帝怒尚书怀塔布、许应骏、侍郎垫岫、徐会滓、溥颞、曾广汉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职，嘉王照不畏强御，赏给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动一时。康到东后，深虞王举发其假托衣带诏之秘密，故严重监视，不许私自见客。王不能堪，因与吵闹多次。康友梁铁君精于技击，康特使之强制王之行动。王赖平山之助，得脱离康之约束，遂遍向日本当道陈诉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离境。康之远游加拿大，实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合作很力，自是与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各校董感其热肠，咸允照旧担任。当时徐勤曾致书宫崎，道谢援助康、梁出险及犬养允任大同学校名誉校长，并力辩无攻讦等事。横滨大同学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遣余偕谭赓(谭发之弟)同肄业于东京晓星学校。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约二百人，旅横滨欧美儿童占三分之二，余为日人，华人则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国人少，以为可欺，恒歌中国人污秽Chinese people，too much dirty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余不能堪，为自卫计，尝以爪伤西童，致为校长惩罚。因是西童多呼余为猫，对余等益恣狂殴。余二人不得已每于休息期间，匿于厕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扬言华人多患腹泻。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余父乃托陈少自力劝余回校，余有苦难言，但云不愿习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日“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亡靠前，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使学生逐日诵之。事为日本报纸所知，乃将大同学校标语揭载报端，谓支那人觉悟国耻，即于日本不利，唤起彼国人注意。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熏陶，咸具救国思想。余为校中高材生，每试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人”，为余父所见，斥余为大言不惭。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因拒绝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根本为日本流汉学家，素蓄长发，效汉代装束，见徐易西服而来，大异，肃然曰：“贵国崇奉孔圣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对，遂于此协商中、日共同阐扬儒道之法，横滨侨商亦多和之。遂于戊戌年(1898)孔子诞日，假中华会馆大举庆祝，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会场孔子像旁悬一联曰：“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
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学者咸以为中国中兴在此一举。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余早列名兴中会籍，居家复饱聆、少白、衢云诸人革命排满论调，至是乃于论义中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徐勤读余文，深滋不悦，乃传余大加申斥，并再三诫余勿为邪说所惑。无何，清帝变法顿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采用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为教材。己亥(1899年)春，康有为将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谙英语，爰商诸余父，欲使余随行。余知康为人专制怪僻，故谢绝之。是年夏，梁启超拟向横滨侨商集款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特于大同学校选优级生数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讲学，余与冯斯栾、曾广勃、郑云汉预焉。时章炳麟初至东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识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学校成立，余遂转学该校。横滨大同学校自是永为康党根据地。直至民国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无形解散。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大兴党狱。康有为得英国军舰保护，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宫崎遂赴香港迎康至东京。平山则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轮赴日。时进步党大隈重信任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后，则改由进步党供给。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爰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梁谓康有事不能来，特派彼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见，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数日后，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访谒，康、梁出见，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复辩论三句钟，康宗旨仍不少变。谈论间，王照忽语座客，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等语。康大怒，立使梁铁君强牵之去，并告少白谓：“此乃疯人，不值得与之计较。”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径携王至犬养寓所，王遂笔述其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纪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
王照任职礼部主事，尝上书请清帝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摺为礼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违旨，堂官始为代奏。清帝怒尚书怀塔布、许应骏、侍郎垫岫、徐会滓、溥颞、曾广汉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职，嘉王照不畏强御，赏给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动一时。康到东后，深虞王举发其假托衣带诏之秘密，故严重监视，不许私自见客。王不能堪，因与吵闹多次。康友梁铁君精于技击，康特使之强制王之行动。王赖平山之助，得脱离康之约束，遂遍向日本当道陈诉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离境。康之远游加拿大，实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合作很力，自是与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各校董感其热肠，咸允照旧担任。当时徐勤曾致书宫崎，道谢援助康、梁出险及犬养允任大同学校名誉校长，并力辩无攻讦等事。横滨大同学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遣余偕谭赓(谭发之弟)同肄业于东京晓星学校。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约二百人，旅横滨欧美儿童占三分之二，余为日人，华人则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国人少，以为可欺，恒歌中国人污秽Chinese people，too much dirty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余不能堪，为自卫计，尝以爪伤西童，致为校长惩罚。因是西童多呼余为猫，对余等益恣狂殴。余二人不得已每于休息期间，匿于厕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扬言华人多患腹泻。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余父乃托陈少自力劝余回校，余有苦难言，但云不愿习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日“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亡靠前，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恧愧！勖哉小子，万千奋励！”使学生逐日诵之。事为日本报纸所知，乃将大同学校标语揭载报端，谓支那人觉悟国耻，即于日本不利，唤起彼国人注意。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熏陶，咸具救国思想。余为校中高材生，每试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人”，为余父所见，斥余为大言不惭。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因拒绝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根本为日本流汉学家，素蓄长发，效汉代装束，见徐易西服而来，大异，肃然曰：“贵国崇奉孔圣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对，遂于此协商中、日共同阐扬儒道之法，横滨侨商亦多和之。遂于戊戌年(1898)孔子诞日，假中华会馆大举庆祝，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会场孔子像旁悬一联曰：“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
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学者咸以为中国中兴在此一举。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余早列名兴中会籍，居家复饱聆、少白、衢云诸人革命排满论调，至是乃于论义中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徐勤读余文，深滋不悦，乃传余大加申斥，并再三诫余勿为邪说所惑。无何，清帝变法顿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采用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为教材。己亥(1899年)春，康有为将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谙英语，爰商诸余父，欲使余随行。余知康为人专制怪僻，故谢绝之。是年夏，梁启超拟向横滨侨商集款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特于大同学校选优级生数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讲学，余与冯斯栾、曾广勃、郑云汉预焉。时章炳麟初至东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识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学校成立，余遂转学该校。横滨大同学校自是永为康党根据地。直至民国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无形解散。
精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