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动手：劳拉比回忆录
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在这本书中，你不会读到我当拉比的44年，不会读到从特拉维夫低收入区的拉比成长为以色列大拉比之间每个阶段所发生的事……那么在本书中，你会看到什么？你将会看到我对（纳粹）大屠杀的个人记忆，看到我如何从大屠杀的身心折磨中逃脱，以及我是如何在没有父母、没有家的情形下成长的。这本书也告诉你一些我熟悉的、很好特别的人，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他们在拯救民族和个人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生还者们逐渐减少直至接近消失，他们那炽热的光芒也已经减弱成了灼热的余烬。我正在努力煽起这些余烬的火焰，从而使他们永远不会熄灭……希望我这些故事，能够触及读者的意识……我祈祷，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再经历我与我的同伴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被迫走过的痛苦道路，就像是“回家的孩子”一样。
父亲站在驱逐点——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画面始终伴随着我。这是铭刻于我脑海中的很初的儿时记忆。
那是1942年的秋天。当时我五岁零四个月，个头矮小，惊恐万分。为了能瞥上父亲一眼，我把脖子尽量伸长。他正站在被驱逐者的集合点，这个地点就在我们生活的小镇，波兰的彼得库夫的犹太大会堂旁边。父亲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胡须，穿着拉比的黑色长袍，站在人群中间，周围都是犹太人。男人们站一边，妇女和孩子站在另一边。
我和母亲以及13岁的哥哥塞缪尔（我们叫他米雷科）站在一起。我16岁的哥哥拿弗他利（或图雷科），住在附近他工作的霍滕西亚玻璃厂里。去年，纳粹把他从彼得库夫的家中抓走，送到了奥斯威辛。两名纳粹党卫军军官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中心绣有纳粹党徽的红色臂章，闯进我家的大门，冲着拿弗他利大声地嚷嚷，问拉比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找到父亲，就把拿弗他利抓走了，并把他关进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审问拷打。1941年6月30日，他们将他塞上直达奥斯威辛的卡车。拿弗他利被送去强制劳动，但他拟定了逃跑计划。在被捕后的第40天，他实施了逃跑计划，并成功地逃离了那座地狱，回到了家中。
与此同时，噩梦也开始侵袭身在彼得库夫的我们。
那天站在会堂前的集会广场上，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危险的寂静萦绕四周。彼得库夫的盖世太保头子走近我父亲，眼里冒着杀气。他停下脚步，抽出军棍，那是一根长约三英尺的橡胶棍。他开始用尽全力抽打父亲的后背。靠前棒从后面打到父亲的时候，由于太突然且力量过大，父亲不住向前踉跄了几步。他的身体弯了下去，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了。然而顷刻间父亲便挺直了身子，向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强烈的屈辱感。我看见父亲鼓足浑身的力气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免倒在那名德国军官的脚下。父亲知道，如果他倒下了，那么我们小镇的犹太精神也就垮掉了，而这正是他拼命想要阻止的。
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要打他。当纳粹命令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须时，彼得库夫的许多犹太人都来问父亲是否要服从这个命令。父亲的回答是坚定的：如果为了让自己免于处罚，那么就照他们说的做。然而，父亲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他保留了胡须和侧边发辫，这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古老的传统，也是为了维护小镇拉比的尊严。他的抗令不遵招致了这顿毒打。
但这次殴打还有别的原因。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单单挑父亲打，是因为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也因为父亲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对于德国人来说，父亲就是犹太人的代表。盖世太保和彼得库夫的犹太人联系需要通过父亲，反之亦然。在犹太人社区，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对于德国人来说，殴打他、尤其是羞辱他，比殴打其他犹太人意义更大；这对影响民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或者至少是一个巧合。许多年后，我从亚伯拉罕·格林伯格博士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他是彼得库夫犹太医院的院长，后来从地狱获救后，成为特拉维夫有名的妇科大夫。那时，他和小镇的犹太长老会的长老们一起站在会堂前的广场上，他们的身边就是我父亲。他听到父亲对旁边的犹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交叉着双臂站在这里。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指甲攻击他们。我认为这样站成一圈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跟他们对抗，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父亲的话音刚落，盖世太保头子的军棍就落到了他的背上。
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屈辱。身为小孩，我还无法真正理解胡须的事情以及下令剃掉胡须的意义何在，但是我明白他们正在殴打我的父亲。一个孩子是无法忍受眼见他的父亲受辱的，因为对他而言，他的父亲就是英雄的化身。我知道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所有人都尊敬他爱戴他。我无法看着他被打被羞辱，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小镇的拉比。今天当我回顾战争那六年时，我认识到，大屠杀中所要忍受的很糟糕的事情不是饥饿、寒冷或是殴打，而是羞辱。不公正的羞辱所带来的无助感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伴随无助而来的，是耻辱。在整个战争期间，“lachago”（为什么）这个波兰单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进进出出。我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践踏我们的灵魂？我们究竟犯下了何等滔天的罪行，让我们遭受如此的惩罚？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犹太人，而他们是纳粹党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
当一个孩子看到父亲被盖世太保头子用军棍击打、用钉靴踢踹、被恶狗恐吓，被打得踉踉跄跄，受到如此公开的羞辱时，这种可怕的画面将会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度完余生。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同时记住了另一个瞬间——我父亲用惊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要跌倒，他拒绝求饶，并在盖世太保头子面前再次挺直了腰板。对我而言，父亲那充满内在精神力量的形象接近消除了伴随羞辱而来的无助。
在那次“挑选”结束的时候，卫兵们把妇女和孩子同男人们分开。他们命令母亲、塞缪尔和我走进大会堂，在那里我们目睹了非人的场景。尽管当时年幼，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一个身体结实、满脸皱纹的80岁老奶奶坐在妇女专区。她双手紧抓着木栏杆，手上戴着一枚特别耀眼的戒指。有一个荷枪的乌兰士兵偶然瞥了一眼妇女专区，眼角的余光很快扫到了老夫人手上的戒指。他用俄语对她喊道：“把它给我！把它给我！”在老奶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上了楼，如饿虎扑食般，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拖倒在地。他用靴子使劲地跺着老奶奶，并把戒指从她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这就是会堂里的气氛。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一枚戒指都比我们值钱得多。与此同时，夜幕降临，我们的周遭一片黑暗。数百名妇女和儿童被塞进会堂的小厅里。纯粹的恐怖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将我们钳制。那天深夜，会堂的大门打开了。两名盖世太保提着一盏灯走了进来，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门口，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其中一个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着：“我现在宣读一份名单。念到名字的人立即起身，马上回家。”他开始念被释放者的名字。靠前个名字是“查娅·劳”，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没有站起来，她在等他念出两个儿子——塞缪尔和伊斯雷尔的名字，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德国人把名单念完了，但我和哥哥的名字并不在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没有被点到名的人将继续留在会堂里，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秩序和纪律是德国人的第二天性，其中一人喊道：“有一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出去！”接着他们认真清点了所有离开的人，并对照名单逐一核对。确实有个人没有离开，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伟大的母性苏醒了。她仔细观察着门口那两个士兵之间窄窄的通道，迅速并准确地计划着我们的行动。她一只手抓着我，另一只抓住塞缪尔。“到这儿来！”她命令道。我们跳到她的身边。无须多言，我们都知道要保持接近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贴近母亲。我们三个人必须融为一体。母亲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将我们俩同时偷带出去，就像我们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为了阻止德国人关闭出口，她朝门口喊道：“我来了！我来了！”我们仨如一个人般侧着身走出大门。也许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三个人一起不可能通过德国人留下的狭窄通道；这个通道本来就是为了一次只过一个人设计的。我是靠前个出来的，母亲紧跟在我身后，接着是塞缪尔。但是，其中有一个德国人注意到了比往常更多的动静。他面向我们，同时举起双臂，手掌朝下，向我们用力挥去，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塞缪尔在左边，摔倒在地，不得不回到会堂里面。母亲和我在右边，一下子被推倒在会堂前的水坑里。我们出来了，但塞缪尔还在里面。我们两个人得救了，塞缪尔和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他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
母亲知道，她无能为力了，她无法带回自己的儿子了。我们两个心情沉重，默不做声，快速朝着会堂附近的毕苏斯基大街21号的家中走去。共有七个房间的平房里空无一人。拿弗他利在隔都的玻璃厂工作，塞缪尔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留在会堂里，而父亲在盖世太保手中。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孤独的两个人。母亲设法让我入睡，我却合不上眼睛。白天的情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令我心神不安。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目睹了一幕惨剧。我听见窗外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我站在床上，向外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的妇女躺在血泊之中，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一个盖世太保站在她身边，厚重的靴子把她的身体踢过来踢过去，搜寻着脖子或手指上可能留下的任何首饰。我惊恐地看着，身子动也不敢动。突然，我感到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她也无法入睡，也听到了窗外的尖叫声。母亲努力保护着儿子的单纯。她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轻轻地把我从窗边拉开，让我躺在床上。
我仍然无法入睡，翻来覆去，徒劳地不去想这恐怖的，不去想塞缪尔，不去想那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后来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我一下子蹦了起来。一开始我们没有认出父亲，那个剃了胡须回到家中的父亲。这是前次看到没有胡须的父亲，看上去是那么的奇怪。父亲把我和母亲离开会堂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泪水从他的金边眼镜后面的蓝眼睛里流出。父亲尽管敏感，却一直如岩石般坚强而且很好制，现在他却在哭泣。他告诉我们，当他得知塞缪尔与我和母亲分开，独自一人留在会堂里时，他就感觉塞缪尔注定会死。由于盖世太保认识父亲，父亲就到纳粹头子的办公室，求他放了塞缪尔。他提议用父亲的怀表交换塞缪尔，那只怀表是镶着金链子的贵重的沙夫豪森金表。父亲立刻掏出怀表，递给了他。那个德国人心满意足地接过怀表，却没有兑现释放塞缪尔的诺言。他只是笑着，转过身去。“我们再也见不到塞缪尔了。”父亲含着眼泪说道，那时，我明白可怕的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父亲告诉母亲有关大搜捕的传闻，说纳粹将在小镇展开搜捕犹太人的行动，他们要对剩下的犹太人做有效的搜查。他又补充说，这些犹太人将被送到特雷布林卡去。
父亲低声告诉母亲，杰诺利姆斯卡大街有一套房子，在那里躲起来比待在家里更安全。但他告诉母亲，他自己不打算藏起来。他很清楚，这将是一次严密的搜查行动，而德国人都认识他，在找到他之前是不会放过其他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如果我藏起来了，他们会把整个隔都翻个底朝天。他们会把镇子里的每块石头翻过来，直到找到我为止。如果我公开地站在他们面前，也许他们的搜查会表面化一些。也许这样会给其他人一个继续躲藏的机会。”父亲向母亲这样解释着，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父亲向我们告了别，又回到了会堂，他一直站在那儿，怀中抱着《托拉》，直到德国人到来，把他赶了出去。然后他向火车走去，头昂得高高的。火车带着他和28000名彼得库夫的犹太人，开向特雷布林卡。
父亲到特雷布林卡的那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当天还有一辆火车抵达特雷布林卡，车厢里装满了来自斯洛伐普雷肖夫的犹太人。八年前，父亲结束了在普雷肖夫的拉比任期，而小镇尚需选出接替父亲的拉比。普雷肖夫和彼得库夫是接近不同的两个世界：普雷肖夫的居民讲德语和匈牙利语，而彼得库夫的居民说希伯来语和波兰语。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普雷肖夫很后的拉比正是彼得库夫很后的拉比——我父亲，摩西·哈依姆·劳拉比。普雷肖夫的犹太人、彼得库夫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首席拉比齐聚在特雷布林卡的火车站台上、相会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
随着时间的流逝，生还者们逐渐减少直至接近消失，他们那炽热的光芒也已经减弱成了灼热的余烬。我正在努力煽起这些余烬的火焰，从而使他们永远不会熄灭……希望我这些故事，能够触及读者的意识……我祈祷，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不要再经历我与我的同伴们在到达目的地之前被迫走过的痛苦道路，就像是“回家的孩子”一样。
父亲站在驱逐点——无论我走到哪里，这个画面始终伴随着我。这是铭刻于我脑海中的很初的儿时记忆。
那是1942年的秋天。当时我五岁零四个月，个头矮小，惊恐万分。为了能瞥上父亲一眼，我把脖子尽量伸长。他正站在被驱逐者的集合点，这个地点就在我们生活的小镇，波兰的彼得库夫的犹太大会堂旁边。父亲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胡须，穿着拉比的黑色长袍，站在人群中间，周围都是犹太人。男人们站一边，妇女和孩子站在另一边。
我和母亲以及13岁的哥哥塞缪尔（我们叫他米雷科）站在一起。我16岁的哥哥拿弗他利（或图雷科），住在附近他工作的霍滕西亚玻璃厂里。去年，纳粹把他从彼得库夫的家中抓走，送到了奥斯威辛。两名纳粹党卫军军官身穿黑色制服，佩戴着中心绣有纳粹党徽的红色臂章，闯进我家的大门，冲着拿弗他利大声地嚷嚷，问拉比在什么地方。他们没有找到父亲，就把拿弗他利抓走了，并把他关进盖世太保总部的地下室里审问拷打。1941年6月30日，他们将他塞上直达奥斯威辛的卡车。拿弗他利被送去强制劳动，但他拟定了逃跑计划。在被捕后的第40天，他实施了逃跑计划，并成功地逃离了那座地狱，回到了家中。
与此同时，噩梦也开始侵袭身在彼得库夫的我们。
那天站在会堂前的集会广场上，我们的精神高度紧张。危险的寂静萦绕四周。彼得库夫的盖世太保头子走近我父亲，眼里冒着杀气。他停下脚步，抽出军棍，那是一根长约三英尺的橡胶棍。他开始用尽全力抽打父亲的后背。靠前棒从后面打到父亲的时候，由于太突然且力量过大，父亲不住向前踉跄了几步。他的身体弯了下去，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了。然而顷刻间父亲便挺直了身子，向后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他笔直地站在那里，强忍着身体的疼痛和强烈的屈辱感。我看见父亲鼓足浑身的力气保持身体的平衡，以免倒在那名德国军官的脚下。父亲知道，如果他倒下了，那么我们小镇的犹太精神也就垮掉了，而这正是他拼命想要阻止的。
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德国人为什么要打他。当纳粹命令犹太人剃掉他们的胡须时，彼得库夫的许多犹太人都来问父亲是否要服从这个命令。父亲的回答是坚定的：如果为了让自己免于处罚，那么就照他们说的做。然而，父亲对自己要求得更严格，他保留了胡须和侧边发辫，这不仅仅是为了捍卫古老的传统，也是为了维护小镇拉比的尊严。他的抗令不遵招致了这顿毒打。
但这次殴打还有别的原因。纳粹的盖世太保头子单单挑父亲打，是因为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也因为父亲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对于德国人来说，父亲就是犹太人的代表。盖世太保和彼得库夫的犹太人联系需要通过父亲，反之亦然。在犹太人社区，他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物。对于德国人来说，殴打他、尤其是羞辱他，比殴打其他犹太人意义更大；这对影响民心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
也许还有一个原因，或者至少是一个巧合。许多年后，我从亚伯拉罕·格林伯格博士那儿听到了这个故事，当时他是彼得库夫犹太医院的院长，后来从地狱获救后，成为特拉维夫有名的妇科大夫。那时，他和小镇的犹太长老会的长老们一起站在会堂前的广场上，他们的身边就是我父亲。他听到父亲对旁边的犹太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交叉着双臂站在这里。即使我们没有武器，也可以用指甲攻击他们。我认为这样站成一圈并不能拯救我们其中的任何一个。跟他们对抗，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父亲的话音刚落，盖世太保头子的军棍就落到了他的背上。
这一形象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怕的屈辱。身为小孩，我还无法真正理解胡须的事情以及下令剃掉胡须的意义何在，但是我明白他们正在殴打我的父亲。一个孩子是无法忍受眼见他的父亲受辱的，因为对他而言，他的父亲就是英雄的化身。我知道父亲是小镇的首席拉比，所有人都尊敬他爱戴他。我无法看着他被打被羞辱，因为他是我的父亲，同时也是小镇的拉比。今天当我回顾战争那六年时，我认识到，大屠杀中所要忍受的很糟糕的事情不是饥饿、寒冷或是殴打，而是羞辱。不公正的羞辱所带来的无助感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伴随无助而来的，是耻辱。在整个战争期间，“lachago”（为什么）这个波兰单词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进进出出。我们究竟对你们做了什么，让你们如此践踏我们的灵魂？我们究竟犯下了何等滔天的罪行，让我们遭受如此的惩罚？我找不到任何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我们是犹太人，而他们是纳粹党人，他们认为我们是世界上一切罪恶之源。
当一个孩子看到父亲被盖世太保头子用军棍击打、用钉靴踢踹、被恶狗恐吓，被打得踉踉跄跄，受到如此公开的羞辱时，这种可怕的画面将会一直伴随着他，直至度完余生。然而另一方面，我也同时记住了另一个瞬间——我父亲用惊人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要跌倒，他拒绝求饶，并在盖世太保头子面前再次挺直了腰板。对我而言，父亲那充满内在精神力量的形象接近消除了伴随羞辱而来的无助。
在那次“挑选”结束的时候，卫兵们把妇女和孩子同男人们分开。他们命令母亲、塞缪尔和我走进大会堂，在那里我们目睹了非人的场景。尽管当时年幼，有一件事我还是清楚地记得。一个身体结实、满脸皱纹的80岁老奶奶坐在妇女专区。她双手紧抓着木栏杆，手上戴着一枚特别耀眼的戒指。有一个荷枪的乌兰士兵偶然瞥了一眼妇女专区，眼角的余光很快扫到了老夫人手上的戒指。他用俄语对她喊道：“把它给我！把它给我！”在老奶奶还没有反应过来时，他已经跑上了楼，如饿虎扑食般，双手抓住她的肩膀，将她拖倒在地。他用靴子使劲地跺着老奶奶，并把戒指从她的手指上扯了下来。
这就是会堂里的气氛。我们的生命一文不值——一枚戒指都比我们值钱得多。与此同时，夜幕降临，我们的周遭一片黑暗。数百名妇女和儿童被塞进会堂的小厅里。纯粹的恐怖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将我们钳制。那天深夜，会堂的大门打开了。两名盖世太保提着一盏灯走了进来，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门口，中间留了一条窄窄的通道。其中一个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着：“我现在宣读一份名单。念到名字的人立即起身，马上回家。”他开始念被释放者的名字。靠前个名字是“查娅·劳”，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没有站起来，她在等他念出两个儿子——塞缪尔和伊斯雷尔的名字，那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了。德国人把名单念完了，但我和哥哥的名字并不在其中。每个人都意识到没有被点到名的人将继续留在会堂里，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
秩序和纪律是德国人的第二天性，其中一人喊道：“有一个被点到名的人没有出去！”接着他们认真清点了所有离开的人，并对照名单逐一核对。确实有个人没有离开，那就是我的母亲，她伟大的母性苏醒了。她仔细观察着门口那两个士兵之间窄窄的通道，迅速并准确地计划着我们的行动。她一只手抓着我，另一只抓住塞缪尔。“到这儿来！”她命令道。我们跳到她的身边。无须多言，我们都知道要保持接近的沉默，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贴近母亲。我们三个人必须融为一体。母亲打算在夜色的掩护下将我们俩同时偷带出去，就像我们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为了阻止德国人关闭出口，她朝门口喊道：“我来了！我来了！”我们仨如一个人般侧着身走出大门。也许是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三个人一起不可能通过德国人留下的狭窄通道；这个通道本来就是为了一次只过一个人设计的。我是靠前个出来的，母亲紧跟在我身后，接着是塞缪尔。但是，其中有一个德国人注意到了比往常更多的动静。他面向我们，同时举起双臂，手掌朝下，向我们用力挥去，一只手向左，一只手向右。塞缪尔在左边，摔倒在地，不得不回到会堂里面。母亲和我在右边，一下子被推倒在会堂前的水坑里。我们出来了，但塞缪尔还在里面。我们两个人得救了，塞缪尔和我们分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他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
母亲知道，她无能为力了，她无法带回自己的儿子了。我们两个心情沉重，默不做声，快速朝着会堂附近的毕苏斯基大街21号的家中走去。共有七个房间的平房里空无一人。拿弗他利在隔都的玻璃厂工作，塞缪尔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留在会堂里，而父亲在盖世太保手中。只有我和母亲在家，孤独的两个人。母亲设法让我入睡，我却合不上眼睛。白天的情形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翻腾，令我心神不安。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目睹了一幕惨剧。我听见窗外的大街上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我站在床上，向外看去，只见一名年轻的妇女躺在血泊之中，怀中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一个盖世太保站在她身边，厚重的靴子把她的身体踢过来踢过去，搜寻着脖子或手指上可能留下的任何首饰。我惊恐地看着，身子动也不敢动。突然，我感到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她也无法入睡，也听到了窗外的尖叫声。母亲努力保护着儿子的单纯。她给了我一个深情的拥抱，轻轻地把我从窗边拉开，让我躺在床上。
我仍然无法入睡，翻来覆去，徒劳地不去想这恐怖的，不去想塞缪尔，不去想那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后来门开了，有人走了进来。我一下子蹦了起来。一开始我们没有认出父亲，那个剃了胡须回到家中的父亲。这是前次看到没有胡须的父亲，看上去是那么的奇怪。父亲把我和母亲离开会堂后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泪水从他的金边眼镜后面的蓝眼睛里流出。父亲尽管敏感，却一直如岩石般坚强而且很好制，现在他却在哭泣。他告诉我们，当他得知塞缪尔与我和母亲分开，独自一人留在会堂里时，他就感觉塞缪尔注定会死。由于盖世太保认识父亲，父亲就到纳粹头子的办公室，求他放了塞缪尔。他提议用父亲的怀表交换塞缪尔，那只怀表是镶着金链子的贵重的沙夫豪森金表。父亲立刻掏出怀表，递给了他。那个德国人心满意足地接过怀表，却没有兑现释放塞缪尔的诺言。他只是笑着，转过身去。“我们再也见不到塞缪尔了。”父亲含着眼泪说道，那时，我明白可怕的事情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却无能为力。
父亲告诉母亲有关大搜捕的传闻，说纳粹将在小镇展开搜捕犹太人的行动，他们要对剩下的犹太人做有效的搜查。他又补充说，这些犹太人将被送到特雷布林卡去。
父亲低声告诉母亲，杰诺利姆斯卡大街有一套房子，在那里躲起来比待在家里更安全。但他告诉母亲，他自己不打算藏起来。他很清楚，这将是一次严密的搜查行动，而德国人都认识他，在找到他之前是不会放过其他任何一个犹太人的。“如果我藏起来了，他们会把整个隔都翻个底朝天。他们会把镇子里的每块石头翻过来，直到找到我为止。如果我公开地站在他们面前，也许他们的搜查会表面化一些。也许这样会给其他人一个继续躲藏的机会。”父亲向母亲这样解释着，这些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父亲向我们告了别，又回到了会堂，他一直站在那儿，怀中抱着《托拉》，直到德国人到来，把他赶了出去。然后他向火车走去，头昂得高高的。火车带着他和28000名彼得库夫的犹太人，开向特雷布林卡。
父亲到特雷布林卡的那天，发生了一件怪事，我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当天还有一辆火车抵达特雷布林卡，车厢里装满了来自斯洛伐普雷肖夫的犹太人。八年前，父亲结束了在普雷肖夫的拉比任期，而小镇尚需选出接替父亲的拉比。普雷肖夫和彼得库夫是接近不同的两个世界：普雷肖夫的居民讲德语和匈牙利语，而彼得库夫的居民说希伯来语和波兰语。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普雷肖夫很后的拉比正是彼得库夫很后的拉比——我父亲，摩西·哈依姆·劳拉比。普雷肖夫的犹太人、彼得库夫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首席拉比齐聚在特雷布林卡的火车站台上、相会在通往毒气室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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